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自其在位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政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改制，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堪称一次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对于这场一千五百年前的重大改革，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但大多仅限于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范围，而对孝文帝的价值观念以及这场改革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则阐述较少。本文拟结合孝文帝亲掌大权以后的实践，对其提倡和追求的价值观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
    拓跋鲜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同入主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拓跋鲜卑是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发展水平的民族而成为北方统治者的。刚刚迈入奴隶社会的拓跋鲜卑族，一到中原就处于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包围之中。随着与中原汉族战争与和平等诸种方式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及统治区域的日渐扩大，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日益深刻地浸润和影响着拓跋鲜卑，推动着北魏政权开始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
    大凡社会制度新旧更替、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新旧两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便表现得特别激烈。而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则是这种斗争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体现。北魏政权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北魏封建化的过程，是在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因而北魏政权的变革措施，实质上就是借鉴和吸取中原汉族的封建统治经验和思想文化，用以改变拓跋鲜卑原有的统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就是所谓“用夏变夷”①。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便突出地表现为鲜卑贵族的价值观与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之间的冲撞与交锋。而其冲突的焦点，则可以归结为“崇武”与“尚文”的较量。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以前，是塞外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他们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养成了精于骑射、骠悍善战的习性和崇尚武力的传统民族心理。拓跋鲜卑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这种武勇之风。但是在入主中原以后，环境与形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当一部分鲜卑贵族却依旧恪守“崇武”的传统不变，顽固地坚持其固有的统治模式。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孜孜于抢掠、班赏。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加之骠悍骁勇，常常通过战争掠夺财富、人畜。拓跋鲜卑贵族也是如此。他们以劫掠财富的方式来满足其生活需要，依据功劳大小和品爵高低来瓜分战利品，史称“班赏各有差”②。虽然这种以班赏形式分配财富、人口的做法，在封建式的农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毕竟是基于暴力抢掠的一种野蛮分配方式。不仅因其手段的残虐而激起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而且在战火渐熄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必然引发官吏的巧取豪夺和贪污成风，导致吏治的败坏。这种抢掠、班赏不适宜于统治中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鲜卑贵族却不愿放弃和改变，甚至在冯太后以班禄制取代班赏制以后，他们还固执己见，上表“奏求依旧断禄”③，要求继续保持抢掠旧风。
    二是拒绝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史载：“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④。此处所谓“书”者，当指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相对于进入奴隶制阶段时间还不长的拓跋鲜卑来说，中原封建文化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尤其是其中相当丰富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相当精致的典章礼仪，对于急欲巩固其统治的北魏政权显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拓跋珪开始，鲜卑的有识之士就很注意学习和提倡中原的封建文化，视儒家经典为“益人神智”⑤之书。但是，拓跋珪等人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并不能改变鲜卑旧贵族拒绝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的态度。他们以“北俗质鲁，何由知书”⑥为借口，其实却认为“何用知书”，甚至担心“知书”会使鲜卑人失去其勇武的性格和习性。这种自尊与自卑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导致了他们自甘封闭、拒绝先进文化的保守趋向。
    三是排斥和反对重用汉族士大夫。“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塞，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⑦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汉族士大夫受到儒学的长期熏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深谙治国之道，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故招纳汉族士大夫，不失为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一条捷径。从拓跋珪、拓跋焘到其他北魏帝王，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对汉族士大夫能“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⑧，直至委以重任，视如腹心。可是，相当一批鲜卑旧贵族对此却愤愤不平。史载：“及帝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尚且如此，则其反对重用汉族士大夫的顽固立场不难想见。究其原因，固有权力分配上的利害冲突，惟恐亲彼而疏己。但更深层的原因仍在于借排斥汉族士大夫以抵制中原文化的影响。
    拓跋鲜卑贵族上述种种表现，是其坚持“崇武”传统不变的心态的外在反映，表明他们是把鲜卑族历史上既成的规范、习性、传统等视作不随时空条件推移而改变的永恒之物。这正是保守的价值取向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