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孝文帝的个人素质也不容忽视。价值目标的选择，除了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外，还要受到人们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在北魏时期，要比较自觉地接受中原士大夫的价值观，必须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学有较深的了解。拓跋宏是具备了这个条件的。冯太后以汉人而成为北魏女主，十分重视用汉族封建文化教育皇族子弟。她曾下令：“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知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18）拓跋宏出生以后，其生母即依北魏旧例被赐死，由冯太后“躬亲抚养”，深受其熏陶，养成了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刻苦读书的习惯。而自幼父母俱亡及冯太后的专横，又促使拓跋宏在刻苦读书中寻求自己的乐趣。特殊的环境和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反而使拓跋宏在读书中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史载：拓跋宏“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援，采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19）拓跋宏能做到儒、道、佛俱通，诗、赋、文并茂，正是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20）的结果。如果没有学习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没有对儒学经典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纵然具备了社会历史条件和家世渊源，拓跋宏也未必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太子拓跋恂的表现恰是极好的反证。拓跋恂生而母死，也由冯太后亲自抚养。拓跋宏更是对太子寄予厚望，在为他行冠礼时，告诫说：“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21）在命太子赴平城参加外戚冯熙葬礼时，也告诫他一路上“当温读经籍”（22）。还选择了汉族士大夫李冲等人为太子师傅。拓跋宏对太子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可是拓跋恂却“不好书学”（23），拒绝学习中原文化，结果不仅不能承继父业，反而背道而驰，处处作梗，直至密谋叛乱。由此观之，拓跋宏父子对中原文化及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不同态度，显然是与他们个人素养的高下直接相关的。
    （三）
    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大权以后，继续推行改革，尤致力于文化、习俗等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改革的深化。纵观拓跋宏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无不体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亦无不贯穿着“去故崇新”的基本原则。拓跋宏推行这一系列“去故崇新”措施的目的，固在于“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的深层目标，则在于提倡和追求儒家的传统价值观。
    在社会制度新旧更替的变革时期，拓跋宏明确提出了“去故崇新”、“改旧从新”的思想，无疑反映了他企图变革现状、改变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观念、旧制度、旧习俗的革新精神。若与当时鲜卑旧贵族抱残守缺、守旧不变的精神状态相比，孝文帝的革新精神显然是一种积极的、锐意进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的各项去鲜卑陋习之故、崇封建化之新的措施，对于完成北魏封建化、促进北魏社会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但是，我们在对孝文帝“去故崇新”思想所体现的革新精神加以肯定的同时，必须对其内涵进行具体分析。任何时候的“新”，都是相对于当时的“旧”而言的。孝文帝所要革去的“旧”，是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鲜卑旧习，包括落后的旧习俗、野蛮的旧制度、保守的旧观念，等等。为了实现拓跋鲜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这一类旧东西是必须扫除的。而孝文帝崇尚、遵从的“新”，则是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原的封建统治模式和封建文化，其深层结构则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这一传统的价值观，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至两汉已日臻完备并基本定型。经历魏晋而到北朝，虽然对于拓跋鲜卑统治者来说依然不 失为“新”的观念，但从其自身来说早已不再新鲜了。孝文帝把这一传统价值观当作“新”观念加以推崇和提倡，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他在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提出比之更新的观念，除了把它当作“新”观念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当孝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置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制约之中。
    在价值取向上，传统的价值观不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主张“法先王”、“宪章文武”。对于传统的特别注重，使得“大家都以为黄金时代在上古”（24），祖宗奠定的原则成为衡量人们行为顺逆善恶的天然尺度。于是一举一动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言必称上古三代。孝文帝也在价值取向上鲜明地表现出这种面向过去的特色。他多次明确表示，他之所以要移风易俗，实行改革，目的就是效法先王，建立殷周、汉晋那样的理想社会。如迁都洛阳，孝文帝借拓跋澄之口说明是要“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25）；禁绝鲜卑语，孝文帝则宣称目的在“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26）。
    诚然，在面向过去的传统价值取向中，也有着托古以改制的一面。历代的改革者在变革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中，常常利用托古改制，给改革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近代的康有为在描述这种心理时指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27）。拓跋宏贵为天子，执掌国政，改制时未必会有杀身之祸，但“事大骇人”、阻力重重则大抵相同，打出“先王”的旗号以减少阻力的考虑也是一致的。故孝文帝每每以“先王”、“圣人”为旗帜，从祖宗那里去寻找改制的依据。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谋迁都，命太常卿占卜，其兆遇“革”，孝文帝即引《革卦》之《彖辞》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①一些大臣以“众情不乐”反对迁都，孝文帝又从祖宗那里寻找依据：“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②尽管在把传统视为天经地义的特殊的社会心理氛围中，改革者为减少风险而时常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因循、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是因为托古改制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摆脱面向过去、“法先王”的束缚，依然是以“先王”、祖宗的是非为是非；而且是因为改制既然必须托古，一旦无“古”可托，在“先王”和祖宗那里找不到合适的依据，连改革者自己都会产生理不直气不壮的负罪感，更不用说实行了。拓跋宏虽有“教因时设，治因事改”的变革意识，但由于他在价值取向上的面向过去，使得他的改制仅仅限于变革鲜卑旧俗，而对于中原士大夫恪守的传统却不能作丝毫改变，而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拓跋宏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在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实施，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深化，使改革染上了妥协、因循的色彩。仿中原模式定族姓、建门阀制度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在价值评判的尺度上，孝文帝也一成不变地接受了传统价值观的规范。孔子所倡导的“礼”，向被视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支柱。“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28）孝文帝熟读儒家经典，深知崇“礼”的意义和作用。他多次阐发对“礼”的认识，诸如“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29）；“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30），等等。显然，孝文帝是完全赞同以“礼”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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