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截然相反，中原士大夫却力主“尚文”。早在西汉初年，陆贾就明确地向刘邦指出：虽然天下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王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⑩陆贾的这番议论，可看成是封建统治者治国方略的代表作。这一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思想，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成为此后历代君主治理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
    “文治”的核心内容，是儒家学说的“仁”与“礼”。而这也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两大主题。因此，所谓“文治”的原则，实质上就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在政治领域里的体现和运用。虽然就其本质而言，中原士大夫所遵奉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同样注重传统，因而也同样具有因循、保守的特性（关于此点，将在下文作具体分析），在这一点上，与鲜卑旧贵族所坚持的价值观念并无根本区别。但在拓跋鲜卑封建化的社会背景下，由“崇武”转向“尚文”，即摈弃鲜卑旧贵族的价值观念，转而接受中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进步；同时，中原士大夫所持的伦理价值观，既有其因循、保守的一面，也有灵活运用原则、托古而革新的另一面。孔子就说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1）在他看来，君子处理天下之事，并没有具体规定应该怎样干，只要符合“义”的原则就行。可见，在一定条件下灵活运用原则，通权达变，是儒家伦理价值观所允许的。
    在拓跋鲜卑由奴隶制迅速转向封建制的历史变革时期，上述两种相冲突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且看孝文帝如何抉择。
    （二）
    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乃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关键在于如何依据正确的判断，对现存的种种价值观念作出取舍和抉择。历史人物的识见和作用，也由此而分出高下。
    从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国政，主持改革，他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系列诏令和言论中，拓跋宏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和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现存价值观念的选择。
    太和十四年十月，冯太后安葬完毕，在君臣为是否守制三年进行的辩论中，孝文帝表示：“朕仰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仰遵明轨，庶无愆违。”（12）
    太和十六年正月，为修缮太极殿颁诏称：“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13）。
    太和十七年五月，孝文帝谋迁都洛阳，召见任城王拓跋澄，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14）
    太和十九年五月，孝文帝欲变旧俗，禁鲜卑语，在引见朝臣时，明确表态说：“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15）
    从上引诏令及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孝文帝清醒地看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与治国政策的关系。他认为其祖辈之所以“锐意武功，未修文德”，是由于当时“四方未一，群雄竞起”。而他所处之时，则“抚和内外，上下辑谐”。条件不同了，所以必须“移风易俗”，实行“文治”。这种“教随时设，治因事改”（16）的改革意识，是孝文帝提出“去故崇新”方针的思想出发点。其二，孝文帝改革的根本内容，是要改以往的“锐意武功”为“修文德”、行“文治”，仿周、汉之兴隆，达到“迈迹前王”的目标。其三，在价值取向上，孝文帝也接受了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传统，以殷周、汉晋为理想社会的楷模，一再宣称要“稽参古式，宪章旧典”，表示要“仰遵明轨，庶无愆违”。这就表明，在“崇武”与“尚文”的冲突中，在鲜卑旧贵族的价值观念与中原士大夫价值观念的交锋中，孝文帝明确地选择了后者，并以之作为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原则。因此可以说，孝文帝拓跋宏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价值观。
    孝文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价值目标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要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拓跋宏所处的时代，我国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空前活跃，民族战争接连不断，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也日益频繁。特别是拓跋鲜卑迅速崛起并入主中原，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在封建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不但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前截然不同，而且比起拓跋珪、拓跋焘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此相联系，北魏政权面临的主要任务，随着统一北方的实现，也转变到如何完成封建化以巩固统治。历史一再证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拓跋宏在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任务都已改变的形势下，在其阶级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顺应历史潮流而作出这样的抉择，乃是势所必然。
    其次，孝文帝的选择亦有其家世渊源。在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中，拓跋宏是后来者。在他之前，北魏前期的拓跋珪、拓跋焘等已在不同程度上着手实施封建化。他们的活动，虽然距拓跋宏较远，难以对他发生直接影响，但他们毕竟已在变革旧俗方面树立了楷模，开创了新风。尤其是在拓跋宏幼年即位后临朝称制的冯太后，更给予拓跋宏以深刻影响。冯太后是汉族人，其姑母是北魏太武帝的昭仪，颇有一些文化修养。生于长安的冯太后在父亲死后即进宫由姑母“抚养教训”。这一优越条件使她从小就有机会接受汉族的传统文化教育；加之冯太后长期生活在北魏皇宫，得以熟知鲜卑旧贵族的弊端。这样两个有利因素，把冯太后造就成一个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在操纵北魏大权的时期里，她先后主持了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重大改革，为鲜卑封建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太后虽然私生活放荡，却颇能重用贤才，对李冲、高闾、高允、游明根等有才干的汉族士大夫，均委以重任，给予很高的礼遇。拓跋宏长期生活在冯太后身边，成人后又与冯太后共掌朝政，耳濡目染，冯太后力主改革的言行，对他影响至深。且祖辈的榜样使拓跋宏有先例可援，大大减少了“去故崇新”的阻力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