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代表和体现着中国近代史发展历史趋势和前进方向。在近代中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拯救民族危亡并争取改变和延缓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打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腐朽统治以扭转中国的衰败局面并谋求和争得社会的进步；兴办近代化企业替代落后的封建经济并寻找和开通富强之途，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三条基本脉络。
    一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华民族备受其侵扰和欺凌，主权受破坏，领土被割让，财富遭劫掠，生灵蒙涂炭，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在强大外来压力面前屈服，而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延缓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的过程，谱写了一篇血与火、生与死的悲壮诗篇。
    第一，清军爱国官兵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者向中国举兵进犯时，爱国官兵血战疆场，为国捐躯。陈连升身先士卒，沙角殉国；关天培血透战袍，死守虎门；江继芸勇战厦门，视死如归；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血溅定海，壮烈牺牲；裕谦保卫镇海，以身殉难；陈化成力扼吴淞，中弹身亡；镇江保卫战五千将士舍生取义，永垂千古。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在大沽加强防务。1859年6月，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试图打开通向天津的道路。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联军向大沽的进犯。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尾之战中，法国舰队以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停泊于马尾军港的福建水师发起突然袭击。在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的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奋勇迎敌。旗舰扬武号在受重伤、船身下沉的时刻，船上官兵仍用尾炮击中法国旗舰窝尔达号。振威号、福星号、福胜号、飞云号等舰船上的中国官兵也都奋力反击，英勇死战。对此，曾参加侵略战争的法国海军中尉罗亚尔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法军“无情的榴弹把死亡散布到他们中间来，但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①中国尽管在东南沿海受挫，但在西南陆路战场则由广西提督冯子材率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丰岛之战中，高升号运兵船的中国官兵拒绝日本的劝降，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②该舰官兵直至抗争到船体全部沉没。平壤之战中，左宝贵裹创督战，亲自放炮击敌，中弹身亡。黄海之战时，丁汝昌带伤在船舰甲板上激励将士，刘步蟾指挥“尤为出力”，邓世昌则实践了“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③的誓言。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许多清军爱国官兵拚杀在反侵略战争的第一线，在天津保卫战、北京保卫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英勇善战，威武不屈，血战天津八里台，痛击侵略者。
    第二，爱国官员反侵略的正义之举。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民族英雄。他不仅在查禁鸦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广东的备战御敌活动经受住了鸦片战争炮火的严峻考验。从1839年9月至1840年8月，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沿海首先挑起了战火，发生有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中国军队在林则徐督率下，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抵御外侮思想。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积极建议创办福州船政局，试图通过自造船舰来防范列强对中国沿海的染指，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他深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外国公使驻京以武力相要挟来插手中国政务的状况感到愤慨，强调中国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来对付外国的政治干预。在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为收复新疆做出了贡献，表现出“荀利社稷，生死以之④”的爱国激情。中法战争中，他鉴于马尾惨败的教训，积极要求奔赴抗法前线，清廷遂将他由军机大臣外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为巩固东南海防奋斗到终生。
    李秉衡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均站到了参与领导战争的第一线，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1885年，他护理广西巡抚一职时，便会同冯子材坚守镇南关，并进而攻克谅山，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1894年，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亲抵沿海，布置防务。第二年日军从荣城龙须岛西海套登陆后扑向威海，李秉衡又督军收复荣城，迫日军收缩在威海一地，有效地防止了日军在胶东半岛进一步扩大战火。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李秉衡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身份率军北上“勤王”，继奉命帮办武卫军事务，领兵出京赴京畿前敌阻击联军，他率军在武清河西务与联军相持，后退至通州张家湾，继续阻敌，终因敌势难挡，自杀殉国。
    第三，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841年5月，英国侵略者兵临广州城下，以奕山为首的前敌指挥官们束手无策，向英军乞和。与此相反，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的群众却自发地进行了抗英斗争，在牛岗一带痛击英军。群众贴出告示：“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⑤
    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公开与清政府合流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许多外国侵略分子也纷纷纠集洋枪队进攻太平军。太平军不畏强暴，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浴血奋战。
    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痛击法国的侵略，曾取得两次纸桥之战的胜利和临洮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清军在西南陆路战场上的反攻。
    中日甲午战争中，饱受战祸苦难的山东、辽宁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搏斗，面对日军的暴行，许多人英勇无畏，死不从寇，高喊出“宁作中华断头尸，不作倭寇屈膝人”的豪言壮语；台湾人民在反割台斗争中庄严宣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⑥他们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投入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世纪未，由中国人民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发展而来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群众痛感外国侵略者“祸乱中华”，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⑦台湾籍爱国绅士丘逢甲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割让台湾的群众运动，台湾还出现了以徐骧、吴汤兴、姜绍祖为首的三支农民抗日队伍。
    第四、爱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道路。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在清朝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强烈震动，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天朝大国所处的地位，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1842年，魏源痛感鸦片战争的奇耻巨辱，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根据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草稿和“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夷图夷语”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谈及中国怎样由弱转强问题，认为中国有六个方面不如西方，其中根本之点是“船坚炮利不如夷”。他主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⑧19世纪70年代，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极力主张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即兴办近代工商业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薛福成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⑨这些主张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容纳。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进一步使爱国知识分子觉醒。资产阶级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上书言事，奔走呼号，力图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不仅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而且他在《强学会叙》中指出中国的形势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⑩戊戌变法运动正是首先以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彪炳于史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组织革命团体，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孙中山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1）这表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依然把反对外来侵略作为斗争目标之一。
    可见，中国近代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包括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内容，涵括不同阶级、阶层的各种形式的奋争。它不是仅用几个革命高潮或数个历史阶梯就能充分表述出来的。在近代反侵略的历史脉络中，义和团运动尽管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但对它反帝爱国的作用是不容简单抹杀的。同样，洋务运动固然在对外方面有“外须和戎”的妥协一面，但对其抵御外侮，力挽主权的积极效应也应当是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