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其腐败统治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侄梏。它对外无力对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渗透，由于统治集团的昏愦虚骄和昧于世界大势而倍尝战败的苦果；它对内则进行专横统治，政治昏暗，经济凋敝，国力衰弱，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只有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或只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和革命，才能谋求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社会的进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等推动社会变革的反封建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进步潮流。
    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12）的豪迈气概，带领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打到江苏，建立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天京农民政权。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不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把历代农民战争对于土地的要求推向高峰，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干王冯仁玕还撰写了《资政新篇》这样一部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文献，表明步入近代社会的农民也有实现近代化的意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了半壁河山，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减弱，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清斗争的开展和社会的前进。
    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他们广设学会，大办报刊，宣传西学，力倡变法，同顽固守旧势力进行论战，促成维新运动的高涨。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它的最高政治追求是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因此，这场运动又是一次反封建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13）的变法纲领，主张由制度局行立法权力机构的职能，“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14）并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梁启超主张兴民权以抑君权，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5）因此，维新派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要求兴民权，并争得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权利，冲破了封建王朝为箝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规定的种种例禁，具有进步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说：他“内察人民心理，外审世界潮流，知非政建共和，不足以言救国；非推翻清室，不足以建共和。”（16）因此，从孙中山在兴中会秘密誓言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主张，到1903年他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制订誓词时写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至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上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其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愈来愈清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逐渐深入人心，虽然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改权，在中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17），使中国历史前进了一大步。
    显然，在近代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以谋求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从太平天国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确实呈现逐步向上发展的趋势，所以，用革命高潮说或阶梯说来表述这条历史发展脉络是成立的。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正是一浪高过一浪或一步高出一步的。在这条历史发展脉络中，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却不能归纳进去。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主旨不是要削弱清王朝的统治而是要拯救清王朝的命运。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扶清灭洋”。在近代中国，只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能够代表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以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脉络。尽管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新皇权主义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藩篱，戊戌变法也没有实现君王立宪以取代君主专制，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北洋军阀封建势力所窃取，但这三场运动所迸发出的瀚畅巨流，却冲破了社会发展脉络中的淤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三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本应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却阻碍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历史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18）因此，在近代中国，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近代化。近代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化，它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正是沿顺着这三个方面向纵深延伸的。
    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
    东方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既昏庸又顽固，对世界大势的发展茫然无知。清王朝也不例外，除了康熙时有过短暂的开放外，大多数时期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实施的结果，不仅阻碍了中国与外国的正常交往，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而且还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对世界大势则是蒙昧无知的。这一方面表现在清朝皇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西方各国不过类同于古史中的夷、狄之邦，甚至把英国使团作为“贡使”对待，并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或者把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主张“实力禁绝，”于是，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清朝呈送《坤舆全图》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被清朝官员视为异端邪说，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屑于了解常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情况，认为只要闭关绝市，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关在中国的大门以外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西方列强在征服了北非、西亚之后，已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还发出上谕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20）这种盲目闭关锁国的政策，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摈弃闭关心态而转向开放观念，已是近代社会到来之际的切实需要。林则徐正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尽管林则徐的主张主要着重于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认识水平上，但却成为中国近代化之先声。林则徐在广东主张：“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21）学习西方用以抵御列强，中国近代化思想萌生之际就带上了这种明显的印记。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中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