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演炮之法。”这样就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2）。林则徐、魏源的新见解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的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
    19世纪50年代，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营垒中也出现了近代化方案，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可谓其代表作。洪仁玕不仅把诸如火车、火船、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视为“正正堂堂之技”，称它们“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而且强调应以开放来取代闭关，认为“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因此，他主张太平天国应当在“柔远人之法”中采取开放的姿态，同时注意不要在对外交往中只重视“口角取胜”（23），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其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溶为一体，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的方式，经过“求强”与“求富”两个阶段，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营企业，把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创办的一批的近代军事工业，标志的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70年代兴办起来的民用企业，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向更深层次扩展。军事工业的创办，带有明确的求强目的。洋务派感到：“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24），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与顽固势力墨守旧习，闭目塞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25）”的表现恰形成鲜明对照。学习西方不仅可能，而且转变为现实，这恰是洋务运动的成效。同时，不但军事工业有自强御侮的目的，进而民用企业也以“与洋商争衡，”“以分洋商利权”为宗旨，把近代化运动同反对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联系到一起，洋务派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鉴于“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官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26）以同外商竞争。因此，“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27）”成为洋务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根本出发点。有人对轮船招商局起到的作用作如此评说：“招商局是1872年创立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的创办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江海航运业的垄断，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写上令人瞩目的篇章”。（28）因此，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尽管没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但对它在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和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得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认为仅从器物方面学习西方，而不采纳其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中的长处，以君主立宪来替代君主专制，并提出了设立制度局的构想，促进了政治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是继戊戌新政之后的又一次的近代化运动，它同样包含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在形式上它同戊戌变法新政有相似之处，在内容上它超过了戊戌新政的改革力度。清廷在上谕中称：“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29）清末新政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确实很明显。同时，清末新政在军事近代化和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编练了新军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清末新政在政治近代化中虽搞了预备立宪，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设立了责任内阁，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预备立宪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护清王朝的利益，这就给清未新政的政治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
    辛亥革命则在政治近代化上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根本任务，特别是后者更能体现其政治革命的特质。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0）这就给人们展示出了一种完全新型的理想与目标，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且已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思想予以全面否定。辛亥革命在对近代民主制度的追求方面超过了前此的各种运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近代化一个丰硕收获。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以民主共和国为最高政治追求，它在思想领域内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毒素，而且扬弃了改良与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使得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评判政权体制的尺度。辛亥革命后，凡有帝制自为者都受到了历史的唾弃，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从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的心态而置换以开放的理智，到追求较高的政治目标，掀动兴办企业的浪潮，无疑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较鸦片战争以前有了根本的改观。近代中国社会的三条历史发展脉络相辅相成，互相依存，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向前发展。
    注释：
    ①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3册，第554页。
    ②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