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袁世凯召集各省代表在总统府讨论军民分治、财政统一规划、大总统有无解散省议会权，以及省长由中央简任抑由民选等问题。[52]同时，袁也就一些省份内部发生的事件就近咨询该省代表。10月7日晚袁世凯为了解该省所拟遣散军队的办法及程德全对省制案所持的政见，交谕国务院，通知苏省代表陈陶怡、雷奋、赵正平3人，8日到总统府听候传见。[53]10月13日，行政咨询员在总统府会议维持财政办法，决议：盐斤加价，由各省都督、民政长自行核办；借运盐斤以报效银两接济中央；协济中央，各省量力认解；整理税务，由财政部拟具问题交议。[54]此时政府已决采纳虚三级制，并本诸此意将省制省官制修正案核定脱稿，经国务会议通过后，为减少各都督抵制新省官制案，在电告各省都督的同时，再次求助行政咨询员。10月14日，政府与各省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宣布省制案修正情形及变通实行军民分治各办法等。[55]同日，赵秉钧在国务会议结束后往谒袁世凯，据说二人议及实行省制办法及省官制与各省统一政令的问题，并一致决定，17日在总统府召集国务员及各省特派代表等开讨论会，一次性取决统一实行法。[56]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
    10月18日，行政咨询处召开第一次会议。[57]会议刚开始，各咨询员就对政府颇多微词，嗣因财政部特派员报告三议案大要后，又提出应采何种办法编制明年预算案及应据何种标准分别国家税、地方税，要求咨询员答复。[58]此举激怒了各咨询员，他们纷纷发言表达对政府羁滞各省代表数月及不明咨询员职权的不满。后因总统府特派员沈秉堃劝解，方才散会。[59]此时各方在省制问题的僵持，使得政府束手无策，袁世凯等向各省代表求助。10月20日，法制局因省制案虽在数日前就提议，但迄无正当解决，具呈向袁请示办法。据悉，袁世凯一面将梁士诒等在当月12日会后所拟关于省官制案的说帖交由国务院核议，[60]同时命秘书厅分函各省代表，依据本省情势各就省制如何规定，在三日内拟具说帖。[61]次日，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沈秉堃召集各省咨询员，讨议省官制案及其余各省要政事宜。由于各省谘议员反对法制局所拟的虚三级省制办法，[62]结果因人数不齐没能开会。[63]
    由于各省所派代表参差不齐，除“三五名宿稍明共和大政”外，其他多碌碌无所表现，或终日在北京八大胡同花天酒地，事事仰承政府鼻息为主，或在各部运动佥事、科长，或趋炎附势，在会议政府提交的军政、民政、财政各项议案时“又互相攻击，意见不一”。袁世凯本就对这些代表非常失望，“悔从前不应召集代表”，[64]但因各省代表到京时间前后不一，又不便解散。于是，所派招待员则秉承袁意，大事殷勤，避谈国事。[65]本来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各省代表见此情形，不满情绪更为加剧。出于激愤，湘代表周震鳞、邹代藩随即留函回湘。各省代表的出走引起政府的重视，连忙寻求补救办法。赵秉钧内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请袁世凯出面，致电湘督谭延闿申明理由，[66]一面在10月21日与财政总长周学熙、陆军总长段祺瑞，在东厂胡同俱乐部设宴款待各省代表，试图加以笼络。由于政府极力迎合，当日较为融洽。[67]此外，袁世凯也择要开示民政、财政、军政三项方面共15个问题，交各省代表讨论。这些问题与前述李烈钧9月9日所提问题比较，财政和军政两方面多有重合，在民政方面，到底该拿出哪些交由各省代表讨论，歧异仍然存在，但明显超出政府最初的设想，[68]表现出向各省都督妥协的意向。
    与此同时，总理赵秉钧意识到，亟需对前拟行政咨询处简章进行修改。10月23日，赵在国务院提议咨询员权限：大总统交议行政事项、国务院交议军政及财政事项，凡属于立法和司法者，不得与议；凡关于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有利益于该省者，得呈报政府核议；关于实业事项，迳由咨询员与农林、工商等部会议。对此，各总长“均以为然”。[69]咨询员权限规定一出，国务院即积极遵循施行。时正着手整理各省财政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即在10月24日拟就国税厅设置、中央调查财政的意旨以及划分税项的暂定办法等，求商于各省咨询员。然而，各省咨询员均表示自己不负其责，此举仍须先商于本省都督。[70]此外，总理赵秉钧还面告各部长，各省代表业已来京，宜各就本部范围应行咨询事件在27日汇送到国务院，以便28日复议后再交由行政咨询处会议。[71]
    10月26日，袁世凯与赵秉钧商讨省制修正案时，决定28日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并表示在29日或30日将召集各省代表开会，宣明修定省制的政见并讨论。[72]但由于袁不认可国务院所议决咨询员权限，为此专门在10月29日与秘书阮忠枢等人商议，拟定代表权限：各代表专备政府咨询事件；咨询事件以民政、财政、军政为限；政府与各都督发生疑难问题时，由各代表疏通两方，使内外一致，不得强制执行；由各主管部决定咨询事件，各代表不得干涉；咨询事件但求简明。[73]很明显，国务院与总统府均对各都督商榷所得代表权限不甚满意，且二者议定行政咨询员的权限，基本上是在袁、孙等人9月在中央与各省权力划分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草拟而成的，并比较明确规定各省代表仅限于作为政府的顾问，只能与议行政、军政、财政三项。当然，国务院与总统府因为所处立场，彼此间亦存在不同。相较而言，前者注重代表权限的范围，后者则更强调代表在中央与省关系间的作用。
    因大借款未能签字，政府财政更感支绌，积极寻求解决对策。但中央政府与各省立场不同，主张各异。当各省咨询员晋谒赵秉钧，代表各省都督要求政府在民国二年不行酌免税厘时，赵却只是敷衍，表示民力、国币必须兼顾，待国务会议后再定办法。[74]袁世凯只好亲自出面，在11月2日召集各省代表咨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对策。[75]结果无果而终，反激起代表们的不满。各省代表在当日开茶话会，纷纷表示：各代表奉总统命令来京，理应陈述对于本省利病情形的意见；政府在关于各行省直接设施的政略也必须咨询代表，但是代表应以何种手续与政府相接洽，政府并未规定范围，决定呈函大总统，历叙代表来京理由与其应尽职务，请求政府明示接洽办法。[76]袁接到呈文后，连忙召集各国务员、政府特派员会商对策，最后决议将政府特派员名单概行送交各省代表参阅，并分定日期安排代表轮流晋谒大总统。[77]
    俄蒙问题因俄蒙密约的签订更加紧张之后，政府无心继续讨论省制省官制案，将其暂为搁置的同时，因筹措财政和应对边疆局势需要，更加重视各省代表的作用。11月12日，陆军部设宴款待各省代表。当日该部总、次长及司长均列席，且态度极其殷勤。[78]同日，总统府要求各省代表就规定解散军队日期、编配水巡、本年田赋征解，及各省都督条陈拟划分军区等案进行讨论。[79]13日，袁世凯又令秘书厅致函各省咨询员，定于14日在总统府召集讨论会，征集对蒙俄政见。[80]在外患的压力下，各省代表更为活跃，举止超出政府对其权限的规定。11月10日，各省代表联电阎锡山，要求他急电政府向俄抗拒；[81]13日，又决议上书，要求与闻并参加政府对蒙事务的决策；[82]14日，各代表遵约赴总统府，详述对于俄蒙协约意见，一致主张武力解决，[83]会后又以全体代表名义提出四项征蒙理由分电各省都督，要求联合一致对付俄蒙。[84]此外，各代表还计划联合临时参议院，一起鼓动全国舆论，作为政府后援。[85]
    政府还来不及应对各省代表的诉求，各督纷纷提出类似要求。袁世凯只好让步，允准各省咨询员参与密会。[86]本此原则，赵秉钧连与各国务员会商变通办法，决计“凡开关于蒙藏之军政、外交密议，准各咨询员旁听，惟不得发言”。[87]政府这一变通，本希望藉此缓和与各都督的关系，缓解因俄蒙协约签订所起的紧张局面。袁世凯在蒙事发生后，将密约原文分电各省都督，征求意见。然而，各都督意见不同，或主平和解决，或主先抚后伐，或主武力解决。[88]在内外压力下，政府态度难免乖戾，覆电各都督时颇为含糊，引起各都督对政府的因循行为极为不满，甚至计划再派专员赴京质询政府。[89]同时，行政咨询员逐渐丧失其存在基础。行政咨询员本为解决中央与各省在内政、财政、军政上存在的分歧而来，而这一诉求因形势变化或在丧失或被取代：一是经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彼此妥协，财政调查及税务整理初见成效；二是蒙库事件发生后，各都督都表示拥护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应对外来危机；[90]三是总统府军事处也以征库事宜关系重要，呈请袁世凯电饬各省迅派参谋二人来京会议军事上种种计划。[91]见此情形，夹在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之间的行政咨询员自知难以发挥作用。恰在此时，正式国会选举即将开始，在京各省代表因须返回本省参加选举，纷纷以回省筹划军备为由，呈请辞职，对此政府也乐得允准。[92]随着多数咨询员离京，行政咨询处不解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