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国共两党也都从合作抗战中获得了巨大回报。由于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了大国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国民党通过抗战，提高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蒋介石在战后初期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国领袖。如果不是后来的内战，按照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精神， 中国能走上和平、民主、建国之路，蒋介石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像法国的戴高乐〔7〕（P537）、土耳其的凯末尔〔7〕（P142）那样的历史地位。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接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及接收100 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达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军队数量达到400 余万，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然，对共产党来说，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也同样提高了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空前壮大，实现了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成立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国的政治纲领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异常艰难曲折，但以圆满成功而告终，这是国共两党策略运用得当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成熟的合作。所谓成熟的合作，不在于合作双方没有历史的积怨和利益的对立，不在于合作过程中没有冲突和磨擦，而在于合作双方都能以大局为重，较好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民主革命奋斗史上，以反帝最坚决而著称于世。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最早打起了抗日的大旗。“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P368）。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的情况下，仍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合作进行了东北局部抗战和察哈尔抗战〔8〕（P471）。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提出了“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的建议”〔3〕（P368）。红军长征到陕北后， 中共立即开始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此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谋求与国民党所有派别订立合作抗日协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合作谈判。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其后的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团结抗日又作出了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在统一战线内部，面对顽固派的无理进攻，共产党始终以大局为重，即使迫不得已进行反击，也是严格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即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的休战原则〔2〕（P555）。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才把国共合作几次从破裂的边缘拯救过来，使之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有着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光荣传统。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就把“恢复中华”作为党纲内容之一。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就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1905年，他因“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决心东渡求学“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9 〕（P12）。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致力于国家统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抗日信念还是坚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且领袖欲极强的政治家，于公于私，他同样也不愿让自己的民族遭受灭亡的厄运。”〔10〕抗日战争期间，对反法西斯阵线中的盟友英美等国领导人的一些干涉内政的做法也有所抵制， 如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史迪威事件”〔9〕（P214），蒋介石因为事关中国主权，还是断然拒绝了史的要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外，抗战期间，蒋介石还经过努力，争取英美等国放弃原来的不平等条约〔9〕（P205）， 虽然这一废约运动并不彻底，但毕竟是朝着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诚然，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表现得非常被动并在抗战期间对共产党采取了不少错误的方针，但综观蒋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他毕竟还是主张抗日、注意维持国共合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本质区别。对蒋介石一度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应该进行客观分析。其一，这一政策本身并不排斥“攘外”。其二，这一时期，中共在王明路线统治下，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强调以“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3〕（P329）。 蒋介石一度视中共为比日本更大的“心腹之患”，也非空穴来风。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围剿”的力度有所减轻，并开始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谋求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这说明蒋介石还是有抗日和联共要求的。由于国共两党积怨太深，蒋介石与中共合作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反复，这是合乎客观规律性的。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5年间，也是多次调整了自己的统战政策， 经历了由下层统一战线到全民统一战线，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因此蒋介石在此期间的矛盾心态和政策的反复也应客观看待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如果任何一党不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民族危亡面前，仍斤斤计较于阶级私利，不愿作出任何政治让步，那么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坚持下去。可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国内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团结对敌、共谋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根本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