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这其中又以香港为重点。由于澳门地域小、人口少、澳葡当局控制较严，中共在澳门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较小，留下的资料也是一鳞半爪的，中共在澳门的活动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文拟根据现有资料略加述论，失当之处，敬希识者教正。
    一、中共初创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些进步分子还积极配合祖国内地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澳门的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澳门孔教学校的学生对于此次国耻（5月9日）异常愤恨，经已组织11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连日仍往澳门附近各乡散布印刷物，劝告乡民实行不买劣货，流涕以道，闻者莫不感动。”成立于1912年的“澳门童子军分部，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旗帜数支，上书‘晨钟暮鼓，警告同乡，振兴国货，毋忘国耻’等字样，每每到热闹场中，辄齐声高叫‘国耻国耻，国人急起，同雪国耻’等语，并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来听，虽长途炎日，不觉其苦云”（注：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澳门的崇实、德华、铸民等十多所学校的员生，也分赴香山县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废除密约，号召同胞奋起参加救国运动。
    20年代初，澳门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打死华人45人、打伤60多人的惨案，激起了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3万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对此，澳门当局采取高压措施，规定凡未经澳门政府立案的工会团体一律撤销，宣布解散68个曾与这次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团体。然而，澳门工人没有因此而屈服，继续坚持斗争，迫使澳葡政府坐下来谈判，并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1927年10月，为抗议江门“新南海”轮无理开除工人和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澳门海员工人参加了广州、香港、江门海员工人联合举行的罢工。10月14日，省、港、澳、江海员工人及广州工人共万余人在广州集会，组成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到澳门。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时，张太雷即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张太雷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注：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至于中共何时开始在澳门开展活动和发展组织，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估计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但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据中共澳门特支1929年11月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澳门的同志，差不多都是成为害怕和机会主义者落后各种现象，只有10个同志还是比较积极，查其原因，为着今年来未有开过一次会，和负责者谈话，以为党对他们作为死了。”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设想：“1、访寻失踪同志谈话；2、去工厂和码头把工人组织起来；3、吸收新同志。”（注：《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环境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11月15日。）稍后的另一份报告也谈到中共在澳门的工作目标，从中显示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运动：“在邓来澳之后，曾找着负责同志讨论工作问题，已决定：1、工作中心：甲、歧关汽车公司；乙、青洲红毛泥厂（即水泥厂--引者）；丙、码头工人及该处苦力工人；丁、火柴厂、香铺女工。……以上各事已经积极做去”（注：《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工运情况》，1929年11月27日。）。1930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第18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布置年关斗争，提到“在香港、汕头、澳门等地方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来号召这一斗争”（注：《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8号）--加紧准备年关斗争的布置》，1930年12月17日。）。这说明党在澳门的工作正在恢复。
    1931年1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3月改为两广省委，李富春任书记。5月，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先后由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接任，其间，蔡和森牺牲，章汉夫被捕，陆更夫也牺牲了。1932年9月，两广省委改为两广工委，潘洪波任书记。12月，潘被捕叛变，部分同志组成两广临时工委，到1933年底才与中央和属下党组织恢复联系。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9月，香港工委又遭到严重破坏，至此，在香港、广州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作为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便停止了活动。
    在上述背景之下，澳门党的情况一再发生变故，组织几经波折，与上级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1931年初，澳门党组织的工作应当已有进展。这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到广州及苏区工作，其中均打算从澳门支部派人。该文件说：“省委必须从香港、澳门支部和赤色工会中在两月调10人到广州去建立”党的组织（注：《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这时在澳门还有共青团的两个支部6个人。到这年4月，澳门的工作似又有新的发展，机构也已由支部升格为市委，据广东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澳门市委要根据上面决定的办法进行，尤其要去建立失业工人、烟厂、士敏土厂、□厂（原文如此--引者）的工作。”（注：《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号），1931年4月6日。）到1931年7月，澳门的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改属中共两广省委领导。但一个月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人员损失近四分之三：“澳市工作有许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业，大部是琼崖、海陆丰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驱逐出境，或南洋回来的同志，情绪也不很好，一共20余人，一贯的和平发展。最近破获被捕同志16人。”（注：《中共两广省委致中央报告》，1931年8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9页。）
    这次破坏使澳门党组织的元气大伤，到1932年5月，中央巡视员到粤视察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仍然没有起色：“澳门原来有市委，30多个同志，去年8月大破坏，现在没有恢复。”（注：《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汇报两广工作》，1932年5月24日。）可能在中央巡视员巡视之后，澳门党组织的情况引起了两广省委的重视，到这年9月，中共两广工委在致中央信中谈到：“澳门工作已派人去建立和恢复，即可成立互济会和党团的组织。”（注：《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致中央的信》，1932年9月27日。）然而，两广工委很快又遭破坏，幸存的党员与广州、澳门“一向无关系，这两处的关系，尚没有恢复”（注：《中共两广临委关于党、团省委被破坏的原因及经过等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21日。）。
    新成立的临时工委恢复澳门组织的工作数月之后才重新开始。1933年10月，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答复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澳门组织状况怎样？怎样去找？有无找到的把握”等问题时，该同志回答：“由东江交通员新近到澳门，才找到少数过去支部的同志。至于详细情形，因我来沪前，尚未接到他的报告，大约现有小部分同志找到。将来定由这线索去发展澳门的组织”（注：《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同志向中央汇报两广工作》，1933年10月之后，《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691页。）。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4月，香港工委曾有恢复澳门工作的打算，但在9月份遭到彻底破坏，从此，中共在华南地区包括澳门的活动便一时陷于沉寂。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澳工作所遭遇的这种情况，与“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在较长一段时间，澳门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工人运动，发动工人反对资本家。但由于不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年11月澳门特支给省委的一份报告，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澳门的环境，大有差别，澳门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伟大的斗争，当然没有可能，……以去年陈联馨香铺要求加工是一个举例，因东主减工钱而至罢工，当时澳政府派差拿人，卒至无条件而屈服。所以，对于行动上略有觉悟的，就非常注意，工人对于组织公开工会，一律被解散，秘密则工人骇怕，若逐渐做去才有可能。对于散派传单等工作，本属很容易，不过全澳门居住人数太少和交通不便，若此种工作发现，差人（即巡警--引者）就注意到生面人等，而且搜查非常严厉，只有做完工作离开澳门才有可能。”（注：《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1929年11月15日。）
    但在当时“左”倾中央的领导下，对澳门党组织的要求反而更加脱离实际，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认为“目前广东党在继续立三路线错误之时，右倾危险特别严重”（注：《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而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张。1931年是中共两广省委发出各种斗争号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广东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年。这一年，省委先后发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五一”斗争的布置、“八一”斗争的布置、关于两广兵运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反帝工作的布置、关于纪念十月革命14周年斗争的布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4周年斗争的布置等等。要求发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举行群众大会、飞行集会。如“决定‘五一’在香港罢工一天，在广州罢工一天，在各厂均召集厂内或车间的会议，召集学校的会议，召集飞行集会。在澳门、汕头也要举行会议”（注：《团广东省委‘五一’工作通告》，1931年4月13日。）。两广省委不顾客观环境，不顾实际情况，层层压任务、定指标。3月份要求澳门调人去广州、汕头发展党组织，动员20人去红军；4月份又要求动员30人去红军；6月份再提出“澳门工作，在‘八·一’斗争中应该发展3个群众组织、3个同志，建立2个自动的支部。同时要举行广大的征调运动，派去参加红军”；9月份又提出“澳门，应动员每个同志分别召集谈话会，发展2个、3个到5个的反帝小组”（注：《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4号）、（第6号），1931年6月30日、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后，广东省委不是号召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提出“扩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澳门提反对葡帝国主义，这除了引起澳葡当局的进一步防范外，对党在澳门的工作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左”倾中央布置的往往是一些很难执行的任务，对那些达不到冒险指标的组织和党员，他们便横加指责，实行惩办主义：“澳门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那里的工作完全没有推动，而且倒退，这次澳门负责同志来，很严格的谴责了，解散特支，把负责人放工厂中去找职业”（注：《团广东省委报告（第2号）--四中全会后广东工作情形》，1931年4月20日。）。
    这一系列“左”的做法，给中共在澳门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最后弄到党员无处藏身、党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线结束，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之后，中共在澳门的工作才开始复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制定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在抗战时期，由于主要骨干不断被抽调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澳门党组织状况一度波动较大，但从总体上看，它是朝着成熟、稳健、富有成效的方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