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在澳门活动的主要内容
    澳门与香港一样，是连接广东与海外的门户，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处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直接统治之外，抗战时期保持着形式上的中立，斗争环境与内地略有不同。但另一方面，澳门地域狭小，才十几平方公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二三十年代人口仅十余万，到抗战时期因难民涌入才增到三十几万，外来人员容易引起注意，若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要长期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基于上述特殊条件，加上中共主观方面的原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1、掩护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转移的便利。广州起义之后，中共又准备在江门发动起义，但不慎被国民党破获，“负责同志都逃来香港和澳门了”（注：《立三致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8日。）。澳门也曾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在澳门隐蔽了一个多月，然后从澳门回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到澳门隐蔽起来，半年之后，又从这里去苏联和欧洲。1941年底，香港沦陷，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门转移，他们以香港大中华酒店为据点集中，然后由组织安排乘走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党的秘密联络站帮助，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这批人包括夏衍、范长江、廖梦醒、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华、王莹等几十人。据廖梦醒回忆：“到澳门以后，我们立即与柯麟同志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廖的丈夫李少石是南方局派到香港负责地下工作的，撤离香港后又“留澳门坚持地下工作一年多”（注：《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2、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斗争。10年内战时期，中共澳门支部曾动员人员到内地和红军中去工作，1931年4月团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提到，“在澳门动员了2个南洋失业回来的到红军中去”（注：《团广东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4月2日。）。
    抗战爆发之后，中共澳门工委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广泛发动澳门同胞，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加入“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旅澳青年乡村工作团”，回到广东的东江、西江和粤中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成立的澳门四界（教育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就是在中共澳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澳门工委还动员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10月21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党的负责人、救灾会理事廖锦涛任团长，先后派出11个队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内地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团于1939年4月成立中共动员青年回乡服务支部，书记胡泽群，组织委员沈章平，宣传委员梁铁。服务团以下各队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党小组。1941年1月，粤东南特委组织委员吴有恒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特委“从香港、澳门动员了大批的干部、党员，特别是坚定的工人干部和党员回敌后工作，增加了内地的力量与内地的同志们的信心”（注：《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这时澳门回内地的党员已有20余人。
    1944年春，中共中山义勇大队派郑秀、郭宁等化装成普通百姓，进入澳门活动，建立了秘密办事处，动员了不少澳门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这些青年先是在代号为“纽约桥”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分配到宣传队、医疗站或者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政治战士、卫生员等，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训练班一共办了3期（注：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3、接触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在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将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动下层民众，较少注意与上层各界人士的接触，这种状况直到抗战前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在这方面柯麟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他利用镜湖医院慈善会这一机构，广交各界朋友，特别是与何贤、马万祺、林炳炎等经济界实力人物成为至交，得到他们的支持。1946年初，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聘柯麟为院长，当林将董事会名单送澳督审查时，澳督说：“这几十个人我都同意，只有柯麟不行，听说他是共产党。”林表示：“如果柯麟是共产党，那我也是。这几十个人谁都可以换，唯独柯麟不能换。”澳督只得同意（注：李葆定等著：《柯麟传略》，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柯麟为中共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联络站，叶剑英、张云逸、廖承志、李一氓、阳翰笙等到澳门都曾在柯处落脚。
    1944年春夏间，中共的统战对象，在澳门、中山两地均有一定地位的黄怀向中共方面传信：澳门当局想与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中共方面经过考虑，在8月份派出梅重清作为游击队的代表，到澳门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会见。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派出人员到澳门活动，但不要太公开；2、澳门当局与义勇大队互相配合，打击扰乱澳门之反动分子和土匪，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3、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将重伤员送澳门的医院治疗，同意在澳门募捐，购买子弹、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台等通讯器材。此后，双方遵照协议，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注：参见《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中共游击队帮澳门方面捕获了海上惯匪出身、经常扰乱澳门治安的国民党小特务“老鼠精”，将战时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引渡给了澳门当局；澳门当局则帮助游击队抓捕了叛徒郑实。1945年春，澳门当局还通过慕拉士协助，将澳门地下党为珠江部队搞到的一部电台通过层层哨卡，安全运抵根据地。这期间，“我们与澳门当局的关系相当默契”。
    游击队还与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方在澳门做秘密工作的郭宁、郑秀、李成俊等人，工作也是得力的。澳门中央酒店（当年澳门最高级的酒店）老板傅德荫（即傅老榕）、搞粪务（清洁卫生行业）的严仙洲、‘回春油’老板梁柏燊和招兰昌医生等都为我们游击队捐钱。”“澳门当时的‘大丰银号’司理是马万祺，副司理是何贤，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珠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为我们出过力。”（注：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马万祺在爱国富商林炳炎支持下，开办了大华行，经营葡、澳、内地间的贸易，不久，柯平与马万祺合作，开办新中行，以合法的进出口商行作掩护，成为中共一个新的工作据点。1948年，周恩来又派朱慎修到澳门，得到柯麟兄弟、马万祺的协助，开辟了一条山东、苏北至澳门的航线，将北方解放区出产的大豆、花生、药材等特产运到香港、澳门出售，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大小五金器材等等，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注：谢常青著：《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党在不同区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组织和党员，尽管从事的具体工作千差万别，但最终都是为着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澳门的环境不同于内地，澳门的党组织，其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务与直接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或者在根据地工作的组织不同，与在国统区城市的党组织比较接近，但仍有一定差别。他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设立机关、沟通联络、广交朋友、搜集情报、积蓄力量，在可能的条件下以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他们不是直接投身这场斗争，也不是要在澳门从事推翻澳葡当局的斗争。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进入抗战以后，中共澳门党组织是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务的，一些方面还是较为出色的，是符合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在这类环境中党组织的工作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