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成熟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派遣到香港开诊所，一直未与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香港站稳了脚跟。1935年中秋节前，潘汉年安排柯麟与刚从国外回来、定居澳门的叶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柯麟提出，希望他去澳门定居，就近照顾叶挺一家，影响叶挺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柯麟欣然接受，于中秋节举家迁居澳门，不久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柯麟从普通医生到出任院长，医院也从一所小医院发展成为澳门最大最好的医院。
    柯麟与1943年到澳门的柯平（柯麟之弟，中共党员）这条线与广东地方党组织是一种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平行关系？或是柯麟直属中央有关部门？笔者尚不完全清楚。一些学者有言：“中共在澳门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系统的柯麟（镜湖医院值理），平时活动则以‘大华行’这家贸易公司作掩护。”（注：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但不知何故，在此后广东党组织的文件及给中央的报告中，从未提到过柯麟，笔者也未见到柯麟参加澳门地方党组织活动的材料，柯麟似乎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到1936年上半年，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到广东恢复南方的党组织，大约到此时，广东地方党系统的澳门工作才开始恢复，“薛尚实到广东后，首先在香港、广州、澳门、潮梅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恢复了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又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10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等地的党组织。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得以重建，成立了新的澳门工委，人数发展到20余人（注：《外县工作简况》（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报告），1937年11月7日。）。1938年4月，南方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广东省委成立，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的党组织。此时澳门党的书记为杜岚，女，20多岁，小学教师。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4日，广东省委决定，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有恒任组织部长，虞焕章（杨康华）任宣传部长，澳门市工委的工作划归东南特委负责，由廖锦涛任工委书记。廖为汽车公司职员，30来岁，1937年入党。组织部长余化，澳门人，20多岁，中学文化，小学教师，1938年入党，因工作出色，1939年调任东南特委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林枫。廖锦涛任书记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50人”。1939年初，廖锦涛领导服务团回内地，余化任书记，组织部长邓平，宣传部长林枫。1939年4月，余化调到特委，林枫任书记。1939年7月，林枫调广游二支队（吴勤部队），邝任生出任书记，邝内战时期入党，1937年恢复党的关系，大学文化程度，中山人，曾任中山县委宣传部长，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目前看他工作还积极，还能够根据我们的原则做工作，澳门的工作目前是比几个月前进步的。”（注：《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
    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6人，商人2人，自由职业者1人。工委由3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多岁，“积极负责，阶级意识及组织观念还好，有小学文化水平”，“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8个支部，8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注：《粤东南特委地方党干部党员统计表》，（统计时间：1939年11月）。）。
    194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澳门工作由粤南省委负责。1942年2月粤南省委撤销，准备与粤北省委合并，但在5、6月间，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继被破坏，引起中央和南方局高度重视。南方局在1942年8月间指示：为避免事件的继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干部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找好社会职业如教书、做工、读书、做生意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勤工、勤学、勤交朋友，约定符号，不定期的联系，等待时机，恢复活动”（注：尹林平：《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回忆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斗争历史》，《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广东党组织坚决贯彻了这一指示，1943年1月成立临时工委，由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梁广负责城市工作，机关设在广州、香港、澳门，“决定对东、西、北三江的组织停止工作，保存个别关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及东江前东组织并四个城市（广、港、澳、湾）采单线形式继续工作”（注：《林平给中央并恩来电--关于临委对所辖各地工作的意见》，1943年2月。）。关于澳门情况，尹林平1943年2月给中央的电报说：“广州、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引者）三城市之具体情况，因交通困难，尚未清楚。现正派人联络，详情以后报告（照去年7月前的组织基础，广州只有25人，澳门28人，广州湾有9个人）。”也即1942年7月以前为28人。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临时工委还对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四城市党的组织工作原则作了如下规定：
    一、省、港、澳、湾四个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指导，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必要地区设平行组织（分别职业部门及工厂、学校，分开地区）。
    二、省、港、澳、湾均处于敌后及被敌人统治情况下，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的方针。
    三、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文件，关系疏运，禁止任何横的关系。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主要工人、海员、学生）。广州则着重发展（主要工学两类），亦采取双重组织，严格审查工作。
    四、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广泛统战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注：《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一般情况》，1943年2月。）。
    1944年10月，随着环境的好转，省临委向中央请示在大部分地区恢复组织活动，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原来方针，只加强联系及阶级教育”（注：《省临委会决议报告》，1944年10月23日。）。1945年成立广东区党委，1947年改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下设城市工作委员会，继续指导着中共党组织在澳门的工作，“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广州市委、澳门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党员约1500名”，其中香港、广州即占1200名（注：《罗迈致尧电--华南党组织分布状况》，1947年8月27日。）。至于澳门的党员人数及工作状况，香港分局1948年9月的一份电报说：“澳门则有党员19人，中有黑名单的10人，无的9人，前者不敢活动，后者则领导弱，作风保守。党员分散，联系不密。……我们澳之方针为：深入群众，发展新生力量；首先从改造领导、教育旧基础做起，纠正保守作风，展开群工，才能挽救‘从少到无’的危险”（注：《香港分局港城委致中央及中城部电》，1948年9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在澳门的工作得到及时调整和充实，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发挥了应有作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再次从港澳抽调干部参与华南各地接管，包括柯麟也调回中山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又交给了一批新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