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舆人”是造车工人
    其实“舆人”应该是造车工人，虽然《左传》、《国语》对此无明言，且其对“舆人”从事做车工作的事亦欠记载，但这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是有披露的。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就很明白地说：“舆人为车。”《孟子·滕文公下》亦云：“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韩非子·备内篇》也讲：“舆人成舆。”诸文献众口同词，都讲“舆人”是造车工人，可见“舆人”有其专门身份和特定职业，已为战国人所公认。《说文解字》说：“舆，车舆也。”因为舆之原义指车箱，所以造车工人被称为“舆人”。这样称呼“舆人”乃是客观存在和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见《殷墟书契前编》五·六·六和《殷契佚存》九四九）从该字的造形看，中间部分是一个车箱，四周的手表示从事制作车箱。这情况很能够说明在夏商朝时已有“舆人”了。从考古发掘又可知，西周时已大量使用车子。再据《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周人上（尚）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的话。由是可以推断那时造车匠的数量一定很不少。到了春秋及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随着列国诸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交通的日趋频繁，车就更为广泛地用于转徏、载任、田猎和战争之中。当时人们多以“舆”字命名，如曾参字子舆、韩厥之父亦曰子舆，楚有“狂人”名叫接舆，等等。这从侧面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人们与车的密切关系。又《诗经》三百篇中竟有67篇言及车，更可见车在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应用中的普遍和繁多。例如频繁的商业交通大量使用了车，此时商人们“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齐语》）其规模乃是“结驷连骑”（《史记·货殖列传》）式地进行的。又如频繁的战争大量使用战车，是时各国的出征战斗，动用战车往往以千乘为数。据《诗·小雅·采芑》载，周朝的方叔奉命南征时出动了“车三千”。《诗·鲁颂·閟宫》也说鲁僖公时鲁国有“公车千乘”。《齐语》则记载说齐桓公时“有革车八百乘”。当时，千乘之国比比皆是，到了战国甚至还出现了万乘之国。各国都大量制造车和战车，从事造车事业的工人数量当然就大为可观。所以见于《左传》、《国语》记载中的“舆人”，其国属分别有晋、秦、周、郑、宋、鲁等国家。笔者更认为《诗经·魏风·伐檀》中所讲到的伐木造车轮和车辐的人，应该也是“舆人”。则“舆人”又可见于魏。由此可见，“舆人”非常普遍，可以讲，当时各国都有这种人。
    三、随军而行充当战斗配角和做粗贱力役的“舆人”
    按正常，作为造车匠的“舆人”是在国内工场中从事造车工作的，但在特殊的情况和特定环境之下，有些“舆人”则需要离开国内工场而工作，甚至需要干些不是他们职分的工作。
    从春秋到战国，争霸激烈，战争频仍。于是战争的规模、攻战的范围和作战的时间都比以前大为升级。远距离行军作战途中车辆的损坏，以及大规模战争中大量兵车的毁伤，客观上就需要一大批造车工匠随军而行，以及时地从事车辆维修。《庄子·天道》载：“（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笔者按：一个叫扁的造车轮工匠）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造车工匠岂能在近离桓公所居之堂下而造车轮呢？可见这是一种行军在外的特殊情况。显然，这个轮工是在替桓公维修他那辆在路途中出了毛病的车之轮。总之“舆人”随军修车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以车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客观原因所导致的。《左传》中所讲到的“舆人”，应该就是这类随军而行的造车工匠。
    随军而行的“舆人”不是战斗人员，不能成为战争主角，但在军事行动中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得要充当战争配角。例如僖公二十五年记“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杨伯峻解释说：“系舆人者，秦人实未取析，而伪为已取析者，缚系己之众人伪为析之俘虏也。”此处所讲到的“舆人”，应就是秦国随军而行的造车工匠。他们扮成假俘虏，替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打掩护，充当了战争的配角。又例如晋国的造车工匠们在城濮之战时，配合正规部队将军营迁移到曹国人的墓地上去，致使曹国军心为之动摇。之后他们又拽柴扬尘伪装逃遁以诱楚军，使楚军中计而兵败，有力地配合了战斗。
    此外，战争中物资的调运以及伤死者的救护、收敛等工作，亦多是由“舆人”们去从事的。甚至有时在非战时期“舆人”们仍要去做此类粗贱的工作。如昭公四年记：“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昭公十八年载：“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人三十迁其柩。”哀公二十三年叙葬宋景曹事，皆提到了“舆人”。战后城墙要修筑，“舆人”又要被征去充役，襄公三十年晋国“舆人”城杞的事便是例子。在《左传》、《国语》中，由于“舆人”的行为和活动几乎近似于士兵，亦像役夫，所以注解家们或训释“舆人”为“贱官”（见昭公四年杜预注），或解释之为“役卒”、“士兵”（见僖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注）。看来，这样的解释是接近事实的，不过需要附加某些条件才可能合于事理。因此我们要强调指出，“舆人”或作“贱官”也好，或当“役卒”或为“士兵”也好，这些都只是“舆人”临时性的或特殊性的工作罢了，他们真正的工作仍然是造车修车，他们的身份始终是造车工匠。这是《周礼》及诸子之书所明确记载了的。《左传》是偏重记政治、军事方面的史书，很自然，它不记有关“舆人”造车修车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杜预、韦昭等人大概因看到《左传》、《国语》中无正面讲及“舆人”造车修车的内容，故而不说这些“舆人”是造车工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偏误或疏忽。
    因为“舆人”要随军而行，还要在战争中充当配角，所以他们在管理上和编制上就往往与军事有瓜葛。故记载中有所谓“舆尉”、“舆大夫”、“舆司马”、“舆帅”等官职，这类官职的具体职掌因各史书都缺于记载，学者由是有不同的解释，但未见得很中肯。依我推断，它们都应该是属于与管理战车及“舆人”有关的官职。例如，襄公三十年记载了一个“舆尉”因管理“舆人”不合上司之意而被革职的事〔1〕。 很明显，这“舆尉”应是统管“舆人”的长官。另外，《晋语七》有“使为舆尉”的记载，《孔子家语·弟子行》亦有“其为舆尉也”的话，所有这些“舆尉”显然都是同一类的人。《晋语三》中有所谓“七舆大夫”，韦昭认为他们是“申生下军之众大夫也”。这样的解释当然不妥。既然韦昭已将“舆”解释为“众”，那么“舆大夫”的意思已是“众大夫”。如再加上前面的“七”，那就成为“七个众大夫”。既有“七”又言“众”，岂不是画蛇添了足？前面我们已经作过分析说，解“舆”为“众”是不准确的，所以此“七舆大夫”应该是“七个舆大夫”才合理。所谓“舆大夫”实际上应该是一种与管理车乘有关（包括管理“舆人”在内）的较高级的官职。故服虔的解释与韦昭不同，他在《左传》僖公十年注中说“七舆大夫”是“下军之舆帅七人属申生者”。此说值得参考。清人董增龄虽然未能摆脱“舆，众也”这个旧概念的束缚，但他认为此舆大夫“犹《夏官》之属有舆司马，非军将也”。把“舆大夫”等同于“舆司马”，这一意见也值得重视。至于“舆司马”，《周礼·夏官》将这官职排列在军司马之后。很明显，军人既有军人的司马，“舆人”因随行在军队中做事，其人数又多，因而亦要设“舆人”的司马，以掌纪律刑罚，故而叫“舆司马”。我赞成童书业的见解，“舆司马”乃是“司舆人之军法者”。（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释国人条）估计“舆司马”此官职是不大正规化的，是临时性或因事制宜才设置的，可能要视战争规模的大小及“舆人”随军的多少而定。所以其职掌不好成为固定法则，故而在《周礼》中只记及此职之名称而不记及其职掌之实际内容。成公二年有所谓“舆帅”，杜预注：“舆帅主兵车”。又据《淮南子·兵略》云：“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按《左传》所记在城濮之战中，提出“迁舍”到曹人墓地去的是“舆人”。可知“舆人”乃是迁舍的实际从事者。既然《淮南子》说迁舍的责任归属于“舆帅”，可见“舆帅”与“舆人”乃有从属关系。则“舆帅”所管除了兵车之外，还管及那些要对战车质量负责任的“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