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其反压迫的斗争方式
    “舆人”从事造车修车工作以及要从事各种粗贱力役，很明显，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昭公七年有记载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既然“舆人”居于“士”和“皂”之下，列第六等，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颇为低下。但“舆人”却是拥有田地，且能讲究衣冠穿着的，他们的子弟还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襄公三十年有这样的记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据此看来，“舆人”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但身份乃不同于奴隶。
    有个别“舆人”能够获得人主的青睐和宠信，因而得贵，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例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作出某些重大决策，乃是听了“舆人”之诵后才决定的。那么此“舆人”一定是个侍奉在晋文公身边操贱役但又获得宠幸的人。恰如《庄子·天道》中所讲的那个轮人那样，他修车轮于齐桓公身边，可随便与齐桓公交谈，还向桓公献意见，其情况颇与此同。昭公八年亦讲到陈国有个叫袁克的“舆嬖”，顾炎武认为他是“掌君之乘，如晋七舆大夫之类”的人。（见《日知录》卷二十七左传注条）这见解很值得参考。徜若按杜预注文所说“舆，众也”，这样就无法解释得通“舆嬖袁克”这句话了。我认为这个袁克之所以被称为“舆嬖”，当因他是个获幸得宠的“舆人”所至。同样昭公十二年所说“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的“舆臣”，亦当是属于这种身份的人。总的来说“舆人”获宠得贵只是特殊的现象而已，“舆人”始终是身份低贱的人。这与宦官本来是低贱阶层，而会有某些人因侍奉在人主身边而可获宠得贵的情况是一样的。
    尽管“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是拥有特殊技术和本领的人，他们的造车修车技术无疑会对战争成败有所影响。且随军而行的“舆人”又在军中做了大量协助性的工作及后勤性工作，甚至有时还为战争出谋划策。则某国之赢得战争，“舆人”亦有其功，统治者不能不对他们有所重视。而“舆人”自己在争取人身权益方面也颇积极活跃，编唱韵语以讽刺或斥骂剥削者和压迫者，乃是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一种特殊斗争手段。《诗经·魏风·伐檀》是一首讽刺贵族不劳而食的名诗，是人们所熟悉的。我认为这诗的作者应是“舆人”--诗中所讲的那些在河边伐木做车辐和车轮的劳动者。《晋语·三》记载了晋国的“舆人”诵晋惠公背信弃诺，其所诵之语，句子齐整，言词辛辣，完全就是一首精彩的讽刺诗。〔2〕又襄公三十年郑国“舆人”的诵子产， 以及宣公二年宋国“舆人”的诵华元，〔3〕所有这些诵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与《诗经·魏风·伐檀》十分相似。看来“舆人”们的舆论力量不可低估。由于“舆人”们有自己的实力，又有自己的斗争方式，所以统治者对他们虽有欺压和剥削，却是不敢太过份，甚至有时还得要对他们作表面性的让步讨好。如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亲自出面去用饭食慰劳修筑城墙的“舆人”，这做法显然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又如郑子产在遭“舆人”咒骂后，不得不提高他们的待遇。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敢过份欺压“舆人”的好例子。“舆人”们甚至还采用武力形式以反抗被虐待。如昭公十二年，周室的“舆人”不堪大夫原伯绞的苛暴，就曾群起逃亡，以示反抗，后来甚至还放逐了原伯绞。这是“舆人”反抗压迫所作斗争的最高形式。
    “舆人”用诵的形式去跟压迫者剥削者作斗争，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突出事例。看来，不但表示公众言论的“舆论”一词的出现可能是与“舆人”善作诵有关，而且《诗经》中有不少讽刺诗也可能是出自“舆人”所创作，这些问题都值得另作专题研究探讨。
    注释：
    本文1995年6月收到。
    〔1〕《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 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
    〔2〕《国语·晋语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 舆人诵之日：“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
    〔3〕《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华元为植，巡功。 城者讴曰：“晘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按：据襄公三十年有“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的记载，可知这些筑城的人是“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