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白了古代国家结构的变动历程，对郡制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就目前所见，郡产生于春秋末年。《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杜注：“《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千里百县，县方百里；县有四郡，郡方五十里。”谓郡小县大，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今人从郡大县小的既定观念出发，认为杜注不可据，谓“郡本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远，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为大，但地位要比县为低”（21）。这是目前的普遍认识。在明白县的起源和演变之后，就不难看出，县之初设也是在边地，内地设县是后起的，如果这儿的县也在边地的话，下大夫所受反而重于上大夫，岂不矛盾？童书业先生谓“似郡为边聚或较小之地”（22）。这是比较谨慎的解释，虽属推论但基本符合事实，这儿的郡实是“较小之地。”因为西周的国家是以城邑为特征的，后世辖土广阔的县是从邑发展起来的，郡亦然，在其产生之初也是指邑，郡字从邑君声，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在西周时期，本无所谓地方行政制度，居民聚而成邑，就设官而治，谓之邑人，有的称作里君，金文中屡有记载。如《史颂簋》铭有“里君百姓”，《处簋》铭有“成周里人，衆者（诸）大亚……”《令彝》铭有“舍三事令衆卿事寮、衆者（诸）尹、衆里君、衆百工。”这儿的里当是国人之邑，里君、里人是其长官，排在诸尹之后，地位不低，与后世之里有别。《师晨鼎》铭“王乎作册尹册令：师晨，胥师俗司邑人隹小臣……”《师{K1D517.JPG}{K1D518.JPG}》：“王乎内史吴册命师{K1D517.JPG}曰……令女（汝）官司邑人、师氏”（23）。等等。这儿的邑人就是邑之长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邑里在不断增多变化，有的成为县，有的成为后世的基层组织里，有的成为郡，取其设君而治之意，县郡之间无所谓统辖关系。后来因领土扩大，县规模相应增加，郡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这可能是郡之邑原本小于县之邑，而县有系而治之之意，新辟领土、新增之邑都系于国而治，均为县，其发展较郡优先，导致郡小县大。《说文》云：“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当作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许慎的“县有四郡”所据可能是《逸周书·作雒篇》，也可能另有所据：即使是《逸周书》，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至少反映了战国时人对郡制起源的理解，反映了郡制的原生形态，也是由邑演变而来。又邑之初始，都环国而立，逐步向四野发散，则郡也应是逐步向边远地区发展，后人恰恰把这个顺序弄反了。
    战国时期的郡，主要是作为军事守备区而存在的，其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防止地方权力坐大。县成为地方政府之后，县令县长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虽然可以随时撤换，仍不能排除太阿倒持局面的出现，在战争年代，军权是政权的基础，要强化君权，首先是集中军权；而国土辽阔，战事频仍，国君不可能事必躬亲，若继续扩大县的辖区，使之担任守土之责，又不利于集权，遂把郡扩大为一个守备区，专司防务，下辖若干县，设守治之。为防止郡守兵权过大，军队平时仍归各县管理，调动权力在国君手中，故虎符予县令而不予郡守。遇到战争，由国君调兵，郡守受命领兵。这样军队的训练、调动、战时指挥三者分离，杜绝地方不轨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战国的郡不是一级政区，不是一级地方政府，郡守没有完整的行政、财政、司法诸权，所以人们动辄说郡县行政体制形成于战国是不确切的。我们在战国史料中，特别是战国初、中期的史料中，见不到郡守过问属县的行政、司法、财政事务的记载，县令的日常政务都直接对国君负责，如上计就是直接上计于中央，而不通过郡。郡守过问地方民政只在战国后期秦国的史料中才逐渐出现。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在以战争为轴心的年代里，政治经济都为军事服务，军事则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经济的运行。郡守既掌军权，必须对各县民政财经状况有所了解，才能确切地掌握军队的数量和后勤供给，势必向民政、司法、财经方面渗透，这就为郡向政区转化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随着领土扩张，县数量增多，事情繁杂，中央直接控制县的行政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故到战国后期，郡就向地方政府发展。如秦昭王拜稽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24）。”李冰为蜀守，整治水利，发展生产，千古流芳。说明秦之郡守有了民政权。秦简《法律答问》有云“辞者辞廷，今郡守为廷不为？为殹（也）”。辞是诉讼，廷是县廷，指诉讼之处，此后郡有了司法权。至战国末年，秦郡最终成为地方政府，如南郡守腾就是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发布告（即秦简《语书》），命令属县居民和官吏悉守秦律，革除旧习，勤于职事，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秦统一之后，即把这种郡县行政体制推行全国，予以统一化和系统化。所以许慎说的：“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从建全国家行政制度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
    注释：
    ①⑦《两周金文辞大系》三·七九·二，五·二四○--二四三，五·二五一。
    ②《考古学报》一九六二年一期。
    ③《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
    ④《古玺汇编》五三·○三○二，一八五·一八一四，一九二·一九○五。
    ⑤（22）《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⑥关于晋县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晋之县郡制》条。春秋齐器叔吕弓鎛铭有：“公曰：弓……余易（赐）女（汝）……其县三百”的记载（见《两周金文辞大系》五·二四○），一次赏赐即有三百县，可见其多；春秋末托名管仲的制鄙之法有十县为属，共五属的规定，见《国语·齐语》。关于楚县见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性质问题》，刊《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四期，杨先生谓不羹是楚别都改建为县，不确。昭公十二年楚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革谓“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四国即指陈、蔡、东西不羹，则不羹是灭邻国而为县，与陈、蔡相同。东西不羹本为一国，故《国语·楚语》作三国。
    ⑧《战国策·赵策一》。
    ⑨（13）关于西周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和国野制度问题，吾师田昌五先生有详论，见田著《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和《古代社会断代新论》有关章节，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⑩刘熙《释名》。
    （11）《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
    （12）《左传》哀公十二年。
    （14）《春秋大事表·都邑表》。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构成》页六五，东京不昧堂一九六五年版。
    （15）书社记载有如下诸书：《左传》哀公十五年载五百，《荀子·仲尼》载三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五百，《吕氏春秋·高义》载三百，《知接》载四十，《管子·小称》载七百，《史记·孔子世家》载七百。所记都是春秋末年事，总计三千零四十。《商君书·赏刑》谓商代就有书社，当是后世托言。
    （16）《礼记·奔丧》“哭父之党于庙”郑注。
    （17）（24）《战国策·燕策三》、《秦策三》
    （18）《庄子·则阳》。
    （19）（20）《{K1D519.JPG}冠子·王铁》：“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 四里为扁，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五家为伍是普遍的居民编制法，基层乡里组织则各国不同，这里所记是楚制。银雀山竹书有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记的是齐制，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十三篇》，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21）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二一○页。
    （23）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