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论”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当明“夷夏之辨”的夷夏政事之争走出政治军事的樊篱而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并因此而逐渐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时候，它就成为中华民族特别是华夏--汉民族爱国主义的源泉之一，并饱含着深沉的大众致思之途。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在世界各民族中尤为罕见。这文明的连续性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既是夷夏民族斗争与融合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冲突相互取长补短的结果。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会轻易消失，并将长期存留于历史、现实的土壤中，长期存留在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灵魂的深处。
    一、西周“封建”对“夷夏”之别观产生的影响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以华夏--汉文化为主流的。可谓是包含着多种种族、民族文化的复合体。
    当中国文明肇启，各部族（民族）普遍处于游牧阶段或部分转入农业阶段时，华夏本身也正处于由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转化阶段。这一时期，并无显著的种族、民族对立意识。各部落、民族间的斗争不具有后来的民族之争的意义。从本质上分析可以看作是生存竞争、本能的“物竞天择”的部落、部族的斗争。当一个部族或民族在征战中败北，即成为胜利者部落或部族的合并对象和被统治的部落，如传说中的炎黄二部落之争等。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内部尚且如此，其他民族亦然。自远古时起，中原地区土地肥美、气候温湿、易农适居，为多种部族、部落的凝聚、居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口较其他地区稠密。①如《诗经》所谓：“川泽泽訏，鲂{K1D505.JPG}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②同时也有了“有熊有罴，有猫有虎”的众多的以此为图腾的部落。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处卑湿，山川竞秀，钟灵毓秀，龙凤生焉，鸡犬生焉，百鸟生焉，于是产生了以此为图腾的部落，远古神话之书《山海径》中多有所述。史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③这里“万国”、“三千余国”概指部落、部族和氏族之众多。
    在夏商、先周时代的阶级社会中，由于部落战争和血亲复仇的争战，使一部分部落、氏族或部族以其整体性阶级地位变化，或全体沦为奴隶或上升为统治者，这种变化为民族意识的分野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从总体上看，西周以前只有部落、部族、氏族、姓氏、图腾的观念和区别，还没有后来本质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斗争。如殷商四处征伐，仅以“方”为别。如“令伐{K1D506.JPG}方”、④“伐土方”、⑤“帚妌伐龙方”、⑥“伐鬼方”⑦及“征犬”，⑧“伐羌”⑨等，殷商以玄鸟为图腾⑩，征伐以羊、龙、马、犬等动物为图腾的诸反叛部族和方国。至于征伐夷人的战争在甲骨、金文和典册中更是屡见不鲜。如“侯喜征夷方”、（11）“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2）等载述。这种征伐夷人的战争不具有征伐异民族的含义，因为据文献记载，殷商人原本是东夷人的一支。（13）周之先人也是在“戎狄”杂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史记·周本纪》：“夏后政衰……不窋以失其宫，而奔戎狄之间。……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古公亶父）积德行义……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早期原始民族的界线不明显，血统的融合还受族外婚的影响，归属于哪个部落，就随哪个部落的风俗。象古公亶父行“仁义”，“豳人”与“旁国”就归属于周部族，而先周也渐渐融合众多的戎狄部族发展成西方大邦。当周人亡纣而入主中原后，因占据了原来夏商之地，也就成了华夏族的正统所在。由此可见，周以前，种族界线，民族之分并不十分严格，华夏族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而是一个民族复合体。
    及至武王革命，又周公辅成王政，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14）西周分封的意义在于，通过封建，“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立国。”（15）以求“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客观上这一措施使而周统治区域空前扩大。周人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姓、商奄，吾东土也。巴、{K1D507.JPG}、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地。”（16）
    四方之土异常辽阔，真可谓：“赫赫宗周”、“大邑周”了。如此看来，凡是封建诸侯立国所达的地方，都成为华夏之区。尽管该区域内仍包含着蛮夷戎狄等多种种族，但是由于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渐渐地也都同化于华夏族，这些区域也就是西周的“外服”区域。“外服”与“畿内”相对而言，周代的外服制是殷代外服制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仍沿用“四服制”。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庶邦“侯、甸、男、卫”四服，西周统治者首先将归顺来的侯、甸、男服的部落酋长封为诸侯。另一方面又改殷代“四服”为“五服”，即《尚书·康诰》所谓“侯、甸、男邦采、卫百工”的侯、甸、男、采、卫五等诸侯国。《矢令尊》铭亦有：“诸侯：侯、田（甸）、男”之语，可见采、卫与侯、甸、男有所不同，侯、甸、男三服是诸侯邦国，而采、卫或在畿内，或在边鄙，地位似较邦国为低。各封国土地之广狭，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不满五十里的称附庸。此外，西南尚有戎狄“荒服”制。《史记·匈奴列传》云：“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丰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又有蛮夷“要服”制，《国语·周语上》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岁贡）荒服者王（王事天子）”。
    周代封建过程中“内外服”制的确立，对于“夷夏之分”观念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畿内、外服是华夏族政治统治区域，而“荒服”、“要服”才成为较严格意义上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实际上，“荒服”，“要服”区域内也有原来从华夏区域迁徙而去的炎黄分支，渐为夷狄同化了。因为其在周天子政令之外，华夏礼乐之熏陶较为薄弱，加之交通、自然环境、政治地缘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其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质按照各自的轨迹自行发展起来，民族文化心理逐渐与华夏之民形成某种区别乃至隔阙，甚至对立起来。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视“荒”、“要”服区域之人为“蛮顽不化”之民。如“四夷”、“九夷”之称。（17）于是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萌发了，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长达数千年的夷夏之争的民族关系史。诚如近人吴贯因在《庸言》一卷七号《五族同化论》一文中说：“华夷树帜，干戈起于一室，祸乱起于萧墙。种族倾轧之祸，如环无端，迭为起伏。积数十圣王之力，始能开拓疆土之界，而不能消灭种族之界。……若我黄族，尤为甚焉。故其对于他族，辄字以蛮夷，呼为戎狄，不以平等之道待之，故虽同处禹城之内，而其种族之界，判若鸿沟。”分封制对于“夷夏”种族统治的意义，他也有所注：“盖自轩辕至商周，为天子者，既皆黄帝之子孙，而其分封诸侯，亦皆本族之子弟。如吴越等地，本蛮夷也，而吾不用土著之人，皆封先圣之裔以镇压之。而其不能悉以吾族君临之者，则又设有监察之制度焉。”
    “夷夏”政治上的不平等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西周时代“夷夏”种族的差别虽然大有因分封制的实施而日益强化之势，但是由于分封制实施不太长久，所以“夷夏”对立观念较后代要淡薄得多。
    二、孔孟时代夷夏对立观念的定型
    经过近五百年左右的“封建”统治，降至孔孟之世，由于周边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渐与华夏族拉开差距，使中原文化在许多方面处于先于“四夷”文化的地位。正如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18）这是在比较了诸夏与夷狄民族的性格与民族文化的优劣之后，孔子对华夏文明所作出的由衷赞语。所以，到了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夷夏对立观念最终确立，（19）“夷、夏”渐渐变成了周边少数民族与华夏两大民族系统的代称。春秋时中原人常自称“诸夏”、“华夏”。所谓“华夏”，按《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解的说法，“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并称，是伟大文明的意思。而“中国”即天下之中之意，渐渐地由地理与文化的意义转化为种族民族标记的意义。
    “夷”“夏”观念的定型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和各诸侯国的“尊王攘夷”过程中完成的。西周末年，幽王失政，西部少数民族进入关中，关中一带战乱不已，及至平王继立，被迫东迁洛邑。《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戎狄进入于中原腹地，或导致华夏族的夷化，实为周朝“礼崩乐坏”后天子势微而降低了对周边夷狄防御能力所致，这种使礼仪之邦山河破碎的局面，怎能不让辛有这样的大臣深感忧虑呢？故而春秋时代一开端，戎狄的威胁便给华夏族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层灰暗不祥的阴影。
    春秋初期，列国对峙，诸侯大国纷纷掀起争霸的斗争。当此之时，华夏族的强敌南有蛮楚，北有诸狄，西有诸戎，这些夷狄集团与夏族居住区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原时常处于被侵扰的威胁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列国争胜，夏族内部的不团结给戎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因此，齐桓公、管仲君臣审时度势制定了“尊王攘夷”的争霸方略。“尊王”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计，可以加强中原各国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攘夷”则是华夏族各诸侯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反映了民众的和平生活愿望，也有利于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的发展。因此，齐桓公通过“尊王攘夷”的活动赢得了威望，便堂而皇之地做了诸侯的霸主。《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尊王攘夷”事迹时说：“（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孔子也曾对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保卫进步的华夏文化免于落后文化的蹂躏作出的贡献和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20）
    此后不久，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时周郑交恶，又给戎狄乱夏提供了可乘之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事曰：“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
    襄王蒙尘避难于外，夷狄逐鹿中原，此时齐国霸业不能支撑，于是晋文公再次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多次打败蛮楚、戎狄，恢复了襄王的王位，经践土盟分而做了霸主。此后，北方的狄人如长狄、白狄、赤狄在逐渐强大的列国军队的打击下走向衰亡。特别是在战国时代，出现了七雄对峙进而兼并统一战争的局面，原来作为大国缓冲地带的小国都被吞并掉了，中原内部的夷狄也在战国之强大军事力量面前不得逞其志，而为夏族同化。周边的夷狄打进中原的企图屡屡受挫，中原地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夷夏两个民族体系在长期反复较量、折腾之后稳定了下来，《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绝不若线。”华夏文化的先进性与华夏族的领导地位在战争中最终得以确立。所以，战国时代的大政治思想家孟子敏锐地指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1）“今也南蛮{K1D508.JPG}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