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一番宏论，集中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用夏变夷”观的思想精要。同时，“夷夏大防”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统治者处理对外--周边关系的基本思想。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一思想导致了大汉族主义等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论及夷夏之别屡见不鲜。如“夷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23）；“内诸夏而外夷狄”（24）；“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不以中国从夷狄。”（25）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各民族开始各自文化初步定型化的时代。自此而后，夷夏两大系统的各族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元性、物质属性等，也因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个性化、固定化而日渐扩大，华夏文化领先于四夷的地位确立后，民族文化融合更加激烈复杂，从而展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巨卷长河。
    三、汉唐夷夏观的转化与强化
    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并成为政治的中心地区。这时的中央王朝随时可以经调百万雄师赴戎机。秦朝万里长城的修建，大大增强了中央王朝的防御能力，也表明了夷夏之争的深化，换言之，夷夏之别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生产力水平的区别，也表现为一种地域界线，乃至区域界线的分明划分。从现象上看夷夏斗争形式有了新的变化，当然，主要还是观念上的变化。
    在汉族建立起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时候，北方的戎狄也进入了奴隶制发达的时期，强大的匈奴族崛起于塞北边陲之地，于是，在历史的画面上，北方戎机一改昔日部分诸侯国或部分部族的夷夏冲突而变成大一统的封建制中央王朝与大一统型的匈奴奴隶制王朝的对阵。双方争战，互有胜负，汉高祖“白登之围”，使汉王朝主动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和平。汉武帝时，国势日强，曾一度与匈奴“绝和亲”，霍去病“去北地千余里，迫使匈奴右部昆邪王率其众4万余人来降”，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26）武帝以后，再度行和亲，王昭君出塞，免战事几十年。总体说来，由于秦汉中央王朝实力强大，“飞将”安边，“胡马”对于“度胡山”之外尚怀恐惧之心。同样，汉朝强大，正宗地位在士大夫心中明确划一，故夷夏之论很少反映在思想认识的分歧上，如《史记》所列匈奴、东夷、朝鲜、大宛等列传，视天下一统于汉朝正宗之下，看到了少数民族较落后于汉族的发展水平，但是夷夏歧视之论很少见，如“禹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等论可见民族融合发展之一斑。但其中王莽改制，歧视少数民族以示王莽新政的权威，他把少数民族称号前均冠以贬意词，如“高句骊”改为“下句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引起民族矛盾激化，这也是地主阶级夷夏观落后思想的反映。
    魏晋之际，战乱频仍，民族矛盾激化，夷夏观念随着民族关系的深化，一改两汉汉王朝宗主国关系的认识基础，不得不在表面化的民族矛盾面前，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
    曹操对匈奴、氐羯、羌人实行安抚政策，并迁少数民族诸部进入关中及今河北、山西一带居住，发展生产。西晋建立之初，尚能安抚“四夷”，当时“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27）但是，西晋王朝的民族政策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对内徙的少数民族实行更为严密的控制，许多官僚、地主甚至掠胡人做奴隶，这就阻隔了胡汉民族间的自然交往与融合，引起了少数民族反抗意识的觉醒。匈奴族首领刘渊的从祖刘宣曾抱怨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28）
    在西晋王朝的重压之下，匈奴等少数民族便从不满转向反抗。殆“八王之乱”爆发，司马氏同室操戈，四海鼎沸，刘渊等人认为“兴邦复业”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就兴兵反晋，开十六国“五胡乱华”之端。
    起初，正当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战争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在民族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江统的《徙戎论》集中了“徙戎派”的“夷夏观”，因而《徙戎论》是中国历史上夷夏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文献。
    江统，字应元，西晋陈留圉人氏。“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徙戎论》的前提认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与华同”。只有“内诸夏而外夷狄”才符合“《春秋》之义”，“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方可令境内安宁，疆场不侵。
    第二，夷狄之祸，起因于内。江统追述往事，认为：“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虽有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眼下国家及地方对夷狄处置不当，他们必然会“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
    第三，实施徙戎之法，“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得“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如此以来，他们“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29）
    如果去掉江统《徙戎论》中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徙戎论》的一些看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如“夷狄之祸起因于内”的看法是对的。但其徙戎之法及理论前提又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徙戎论》的出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矛盾激化与封建王朝走向大分裂的历史条件下夷夏对立观念的强化。
    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汉族封建政权重新建立，中古封建文化进入强盛时期，汉文化以其特有的胸怀兼收并蓄着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筛选、提炼后使其得到升华。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夷夏之辨”带有更多的民族悲观色彩，那么隋唐时期的夷夏观念则饱含着民族的充分的自豪感。隋以后少数民族人物在中央政权和地主阶级中占有重要地位。胡三省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子孙十居之七。”（30）终隋一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代表人物，几乎都被鲜卑族囊括。唐太宗母窦氏、唐太宗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大族。唐代369个宰相中，有十分之一是鲜卑后裔，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隋唐的宽容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唐朝北败突厥，回鹘内附，西向开边至中亚，西南和吐蕃联为一家，南诏也在大多数时期里与唐维持着和平关系，又对渤海、室韦实行着有效统治，这种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反映到夷夏观念上则是汉民族的骄傲自豪感与对“四夷”的宽容态度。唐朝开国第二年（公元619年）， 唐高祖即下诏制定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复。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祗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中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如亲……静乱息民……布告天下，明知朕意。”（31）这一方针确定之后，在有唐一代基本奉行不替，经过征战，唐朝确定了中原大国的地位，征伐、羁縻、和亲、怀柔、封国和赐号等多种举措并举，唐朝建国289年，至少和亲29次。唐太宗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明君主，他民族观念的明达确定了整个唐代的夷夏关系理论，比如他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2）又说：“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33）“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4）
    这些话语都洋溢着一种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可见唐太宗具有“夷夏一家”的思想，这才是“泱泱中华”的真正的“天可汗”！更重要的是，唐朝统治者没有强调以汉变夷，而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认为让少数民族汉化是不合时宜的：“遽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心不可。”（35）唐代夷夏观，在李唐皇族的统一认识观下，把少数民族与华夏视为“同根”、同源的关系。《资治通鉴》卷45载论：“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虽然这种认识仍然含有地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但与把四夷视为“非我类”的思想比较还是有其合理一面的。正因为这样，唐代曾出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36）的局面。史载“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贺朝，常数千人。”（37）当然，以盛唐的繁荣，这些来贺者，不仅仅是周边少数民族，还有亚洲以外的贺朝者。
    唐代的“夷夏关系”在政治上解决较好，虽然封建地主阶级不可能真正解决夷夏民族之争，但盛唐的李家皇族、国戚的特殊民族关系和唐代经济繁荣，对少数民族是表现灵活和宽容的政策。继魏晋围绕“夷夏之辨”所演化的对外来文化的论争，则因“夷夏同根”论的影响，而直接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夷夏之辨”，象傅奕、韩愈等大儒都以佛教蔑视华夏亲君抨击佛教，这种宗教领域的“夷夏之争”是民族关系的夷夏之争的衍化形式。事实证明，夷夏之争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容在发展或转化。
    比较而论，汉唐时代夷夏观伴随民族分裂斗争而大一统的演变和外来文化的渐进，已从中华民族内的夷夏关系发展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夷夏之别渐及扩大到海外。尽管唐代一度空前繁荣，在某些方面改善了民族关系，但是大汉族主义和汉文化的正统观所反映的夷夏对立，在封建专制下仍表现为不断强化的过程。
    四、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论》的夷夏论
    “中国论”古已有之，不为宋元明清所专有，但尤以宋元明清的“中国论”为完备深入。
    从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整体观来看，它基本上保持着独立的、纵向的、一贯的发展倾向，对外部世界的横向联系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极其有限。在这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里，上古的地理观是“大圆在上，方矩在下”（38）的天圆地方说，将相当于黄河中游一带视作真正的“域内”，视作天圆地方的中心区域，其余地区均被视作虚幻的“方外”、“化外”。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指“域内”，是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为四夷所拱卫。所以“中国”之中的含义，其一可以释为“向内缩小”的聚焦作用，可谓其小无比；其二可以释为“向外扩大”的发散效应，亦可谓其大无比。中国古代九大古都基本上也都分布于中原地区，其疆域范围内常按“聚焦”与“扩散”的规律变化，小到仅拥有中原地区，大到几乎囊括大半个亚洲。因此中国人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在与周边各民族各邻国的交往中独领文化先进发达之风骚，故“中国”、“中华”、“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39）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