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缅甸成为中英关系焦点的由来 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帝国主义进入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时期,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它都在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以确保大英帝国的长盛不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86年缅甸沦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由英国驻印度总督委派一名专员进行统治。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政府获得了丰厚的利益。首先,英国在缅甸大力推行稻谷单一作物制,使缅甸成为大英帝国的粮仓。据统计,1850年下缅甸稻谷种植面积仅40.2万公顷,1885和1935年分别增加为150万和395万公顷。(注:安德鲁斯:《缅甸经济生活》,美国加尼福利亚斯坦福大学1947年版,第43页。)其次,英国垄断了缅甸的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将缅甸变成了英帝国的原料产地;最后,英国还把大批消费品运到缅甸市场上倾销。据美国人沃林斯基的统计,在1938至1939年间,英国及其属国对缅甸的出口额占缅甸进口额的70%。(注:沃林斯基:《1951-1960年缅甸经济发展》,美国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2年版,第50页。)缅甸简直成为了英国“从两端点燃的腊烛”。(注:貌丁昂:《缅甸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版,第273页。 )然而日本人咄咄逼人的进攻,直接威胁到缅甸的存亡,同样也威胁英国在缅甸的利益。英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希望缅甸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英国必然借助一切可利用的力量维护他在缅甸的利益。 缅甸不仅是中国的领国,而且它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或更早的时候,中缅就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一关系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元代起,中国就曾在缅甸设省,直到清代它仍然为中国的藩属,抗日战争时期,缅甸于中国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重大。如美国人史迪威所说:“英国负责缅甸的防卫,但缅甸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却远比英国来得大。”(注:Joseph W·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William sloane Association,N.Y1948,P.43。)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并借其海空军优势,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1938年武汉和广州相继陷落敌手后,缅甸便成为中国西南各省的屏障,1940年滇越铁路被日军炸断后,中国开拓新的国际运输线变得更加迫切。此时,1938年通车的滇缅公路(起点是云南昆明,终点是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就成了中国后方唯一的国际陆上运输线。它不仅承担着中国传统进出口商品的运输任务,如生丝、丝绸、瓷器以及缅甸的玉石、象牙等,而且承担着海外运来的援华物资登陆运华之重任,滇缅公路的重要性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其运货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934吨,1941年为132, 193 吨, 1942年1-2月达52,000吨。(注:杨长源等:《缅甸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另据资料, 滇缅公路之运输与欧洲大战前相比,其补给量增加了5倍,承担中国物资运输总数的1/3。 (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2页。) 由此可见,缅甸战场是中英两国利益之所在,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合作的关键在于怎样利用对方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从滇缅公路危机看中英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英国政府官员包括首相邱吉尔本人,对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和英勇行为大加赞扬,1938年10月16日,邱吉尔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指出:“中国正被日军撕成碎片;可怜的、受折磨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勇敢和顽强的防卫。”(注:CharlesEade, TheWar Speeches of Winston s.Churchill,Vol.1. Cassell,London,1967,P.39。)次年5月,他在曼彻斯特演讲时表示:“虽然缺乏武器,但是中国人民已经加入对抗残酷侵略者的行列,他们耐心、聪明、勇敢,因此,其最后被击垮一事, 决非必然。 ”(注:ibid P.4。) 邱吉尔任首相后,其政府大臣在分析英国在缅甸的利益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继续抗日,对英国是有利的,他们甚至指出,蒋介石一旦抗日失败,对英国的国际地位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但是,英国人口头上的同情和支持并不能支配其现实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手段,在现实利益和正义之间,英国人从来都是选择前者。1940年英国下令封锁滇缅公路就是这种外交手段的最好证明。 滇缅公路于中国的重要性已不言自明,邱吉尔本人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现在好象日军将进入云南,切断滇缅路,这将带给蒋介石灾难性的后果。其抵抗的崩溃不仅是世界性悲剧,而且将使日本有强大的军力南进或北进。”(注:Public RecordOffice,PREM/P.M to President of U.S。) 然而,英国在日本的胁迫下,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与日本进行了关闭滇缅路的谈判。对英国的行为,中方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蒋介石在日英谈判时只能发出这样的呼吁: “余深信英国朝野必不致对于被侵略国家与侵略国家同等相视,深信英国朝野必能忠于诺言,必能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决不致助长侵略者而损害我为公理、为自己而抗战之中国。余更深信英国政府必能迅速履行其对中国所负之义务,勿使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之人民与世界正义之士失望。”(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台北1983版,第103页。) 对蒋介石的呼吁,英方置若罔闻,1940年7 月向日方做出了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答复,并禁止由香港向中国运输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禁止通过缅甸输出武器、弹药、汽油、卡车以及铁路器材。(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 3页。)封锁滇缅公路使中国的国际运输雪上加霜,对英国的所为,美国国务卿赫尔随即发表声明予以反对。英方的独断与中方的无奈使中英关系蒙上了阴影。 但是,滇缅公路的危机并不是中英关系的终结,因为双方在缅甸的战略利益始终是存在和相同的。日本的全球战略以中英为相同的对手,这是日后中英双方重新合作的前提。1940年10月18日,滇缅公路封锁解禁之日,邱吉尔首先向中方抛出橄榄枝,他从伦敦致电蒋介石:“中国经过数年苦斗后,必将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台北1983版,第65页。) 1941年1月,英国戴尼斯少将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重庆,同年8月中英双方达成军事合作的初步协议:英方同意中国在缅甸装配飞机及使用机场,中国则协助英方防守香港,并于日军攻击缅甸时,从云南侧击日军。此外,双方互助滇缅公路之畅通,并共同负责修筑八莫到保山的公路。这标志着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军事合作揭开了序幕。 英国政府对滇缅公路的重视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景。正如英联邦之一南非联邦总理史马兹将军所说:“对于日本来说,武力向南或往北推进,而不先切断滇缅路和所有西方的联络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将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们空中的援助在云南阻止日军的前进,则可避免在较南方我们自己疆域内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注:Public Rocord Office,PREM 90/1 General Smnts to P.M.)因此,英国人将滇缅公路的利益与英国本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毫无疑问将有利于中英关系的发展。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将中英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邱吉尔首相不断作出姿态,表示与中国一同抗日的愿望。1941年12月9 日他在致蒋介石的函电中指出:“英国与美国被日本攻击,我等一向是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注:Charles Eade,op,cit P.135.)次年 1月29日,他又在英国议会演讲中说“我完全同意,滇缅公路以及尽全力作战以及维持与中国军队的有力联系和与其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极端重要性”。(注:Charles Eacle,op cit Vol.2.P.192.)然而,在实际上, 由于英方的原因,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合作并不象邱吉尔表达的那样顺利和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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