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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 郭绍林 参加讨论

在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认同着“至高无上”的说法。应该承认,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来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的通则,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而依据辩证法进一步加以分析,便不能不承认如同其余所有现象一样,皇权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皇权之“至高无上”,并非无条件地超越一切,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也不能一味凭喜怒爱恶滥行赏罚,对臣民绝对操持生杀予夺之权。即便在号称封建盛世的唐代,唐太宗不仅是中原民众的天子,还被北方游牧民族尊为“天可汗”,却反倒说自己“常怀畏惧”,“常不得自由”。可以想见,所谓皇权“至高无上”,仅仅是相对而言,当时社会存在着对皇权的制约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唐太宗关于畏惧感的全面表述是这样的:“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得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①这里指出畏惧在于天人两个方面,本文所作关于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的研究,虽细分为若干子目,但不外乎以这二者为畛域而展开。
    其一,昊天上帝对皇帝的监临
    唐代依然奉行君权神授说和天人感应说,对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备周密的礼仪,并把各种自然灾变理解为上天对皇帝的警戒和惩罚。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甲子,唐高祖建唐称帝,在京师长安城南设坛祭天,册文说:“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②当年还定为制度,以后每年的冬至日,在城南圆丘坛祭祀昊天上帝,从祀五方上帝等,为后来诸帝所遵循。祭天的高潮是皇帝亲赴东岳泰山(岱宗),举行封禅大典。所谓“禅”,是指在泰山侧五里处的社首山设坛祭地,此处略而不论。所谓“封”,是指登泰山筑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即帝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③唐朝建立以来,封禅呼声甚嚣尘上,有的皇帝谦让,有的皇帝一直跃跃欲试,终因外族内犯、彗星出现及种种自然灾害,致使这一动用大量人力耗费巨额财力的大典难以举办。继唐高宗封禅之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又率领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凡数千人,浩浩荡荡东赴泰山。当时仪注规定:“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大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祝词说:“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佑,锡臣忠武。……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唐玄宗对天帝谦称为“余小子。”④这样,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临世间的那种威严,而是降身份为臣,谦称御名,行跪拜礼。这就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了“有上”,把虚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顶头上司的地位,对皇帝加以监临。
    武则天改朝换代当女皇帝,也求助于天命神意。当时,佛教徒依据前代译本《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撰了一部《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田上,得转轮王。”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来华重译《宝雨经》,说佛告诉东方日月光天子: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因此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⑤。她称帝后上过“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佛教认为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分别称为金轮圣王或银、铜、铁轮圣王,依次统治四、三、二、一天下。佛教还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因而号为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那么,天比菩萨地位低,怎么会有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呢?但当时人不去深究这一尊号的毛病,反映了昊天上帝观念已达到主宰一切的地步。
    天神观念的根深蒂固,必然会在唐代形成一种管束限制皇权的力量,以自然灾害一方面促使皇帝主动自律,一方面由人们对皇帝作被动他律。兹各举一例。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旱情持续半年之久,九月份才开始下雨。李峤《晚秋喜雨》诗序披露说:唐高宗“虑深求瘼,念在责躬,避寝损膳,录冤弛役,牲币之礼,遍于神瘼,钟庾之贷,周于穷乏。至诚斯感,灵眷有融,爰降甘泽,大拯灾亢”⑥。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有人上疏抨击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⑦这种天人感应说从哲学角度着眼,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从政治角度着眼,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唐代社会假手于“天谴”,逼迫皇帝克己尽职,臣僚背靠老天爷这个后盾,也才能壮着胆子针砭时弊,限制皇帝荒怠政事和作威作福,便构成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总还是有益的现象⑧。
    其二,中央机构职能对皇帝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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