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抑制皇帝极情声色的。孙伏伽上疏唐高祖，说：“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因此，应取消在宫城北门玄武门举行散妓游戏的计划。唐高祖“览之大悦”（28）。唐太宗下诏纳已待婚陆氏的郑氏女为妃，魏征谏阻说：“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唐太宗承认“此乃朕之不是”，“令女还旧夫”（29）。
    有指责皇帝奢侈纵欲的。唐高祖建披香殿，富丽堂皇，谏议大夫苏世长指出：“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应吸取隋朝“奢淫”失国的教训，“不忘俭约”。唐高祖“深然之”（30）。魏征鉴于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批评他“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唐太宗表示：“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31）
    有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的。唐太宗拟在秋收时节去同州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上表切谏，说：庄稼“十分才收一二”，“始拟种麦”，“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唐太宗“甚嘉之”（32）。
    有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的。长乐公主系唐太宗和文德皇后所生，特别受宠，出嫁时，唐太宗命令官府提供费用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奏道：“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唐太宗“称善”（33）。唐宣宗赐其舅郑光田地，准予免税，宰臣上奏反对。唐宣宗说：“朕实不思耳。卿等每为匡救，必极言毋避。亲戚之间，人所难言，苟非忠爱，何以及此。”（34）
    有裁定皇帝处理家国双重性质事情的意见的。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自称“国家”，重大的家事也就是国事，具有双重性质。皇帝对这类事情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征得大臣的同意，由大臣加以裁定。现以立太子和皇后二事为例。唐太宗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后，曾面许立魏王李泰以代之。大臣们意见不一，岑文本、刘洎同意，长孙无忌、褚遂良主张立晋王李治。褚遂良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唐太宗被三子阋墙所拖累，感叹“我心诚无聊赖”，自投于床，欲自杀了事。长孙无忌、褚遂良急忙扶起他，夺过佩刀，问他到底想立谁。唐太宗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等人奉诏。唐太宗仍然担心“外议何如”，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都表态同意，这才正式“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35）。唐太宗为了使自己立哪一个儿子当太子的主张能够由大臣们通过，居然不惜玩弄要自杀的花招。后来，他又想改立吴王李恪，长孙无忌谏道：“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唐太宗“不能相违”（36）。唐高宗借口“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王氏无王子，昭仪武则天有子欲行废立。他和大臣们反复交涉多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坚决反对。唐高宗怒不可遏，甚至贬黜褚遂良，但自己的废立主张依然无法实行。这时，李绩对他说：“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在朝中散布道：“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民议。”（37）唐高宗这才解了围，得以立武则天当皇后。
    谏诤对皇权的制约，唐太宗当属典型。时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38）他自己也感叹：“魏征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39）这使他临事三思，若会受到臣僚的批评，勿宁取消。有一次，他准备游幸终南山，已经安置好车马警卫，又决定不去了。魏征问起何故，他说：“畏卿嗔，遂停耳。”（40）但皇帝终究不情愿接受任何限制，甚至想削弱谏诤制度。唐宪宗时，谏官左拾遗元稹上疏，“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唐宪宗不但不接受，反而和翰林学士李绛秘密商量，说：“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李绛认为：“人臣……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41）唐宪宗从“天子私人”这里尚且得不到支持，只好作罢，还对宰臣们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唐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42）这表明谏诤对皇帝的制约作用，虽然因时因人而异，但作为一种机制，已经扎根社会，深入人心，不以皇帝的意志为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