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附带论及的是唐后期宦官专权下的皇权地位问题。宦官“口含天宪”，是另一股内朝势力，一方面不得不附丽于皇权，以招摇撞骗，作威作福，一方面又凌驾于皇权之上，以至于皇帝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唐文宗曾感叹自己受制于宫内家奴，连受制于诸侯、军阀的亡国君主周赧王和东汉献帝都不如。宦官杨复恭立唐昭宗为帝。当时主考官被称为座主，所录取的进士自称座主的门生。杨复恭援以为例，以“座主”自居，蔑称唐昭宗为“门生天子。”宦官制约皇权，是政治势力消长的产物，是特殊现象，不是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正常运作的必然结果，因而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修史制度对皇帝的约束
    我国古代重视编修当代史，设置左史、右史负责记载当朝皇帝的行动和言论。唐代设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和右史，要侍从皇帝，搜集情报，及时记录。这些资料再由修史官编纂为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以及国史。
    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其他官员也作如是观。
    唐高祖建唐当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针对他的种种行为上疏谏阻，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18）唐太宗问兼知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书何等事”，褚遂良答道：“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守道不如守官，臣职为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一步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绵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19）以后累朝史官也都反复强调这层意思，以“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20）在修史制度的约束下，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不得不检点自己的言行。唐太宗即表示：“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21）
    唐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阅国史。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对，说：“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22）贞观十三年，褚遂良又加以拒绝，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但在贞观十七年，司空房玄龄温和地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顺旨，删节国史为编年体，以《实录》呈上。当唐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文”会给后人留下思索的空间，使自己落下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定下调子，着令修改。他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3）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皇帝无法冲破亲览国史的障碍，并以修史制度来约束自己。唐肃宗即对史官于休烈说：“朕有过，卿宜书之。”于休烈赞扬道：“有德之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庆。”（24）
    其四，臣僚谏诤对皇帝的限制
    在唐代，臣僚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古训，皇帝希望诤臣“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25）。因此，国家不但设置专职谏官，还责成所有臣僚谏诤，从组织和责任两个方面着手，保证对军国大事和皇帝过失形成舆论攻势。谏诤涉及到批评皇帝的错误，往往使皇帝感到逆耳、难堪，也会给臣僚带来不利，古代把这叫作“犯逆鳞”。所谓犯逆鳞，是说龙脖子下面长有倒生的鳞片，触摸时疼痛难忍，龙就要发怒，将触摸者干掉。理智的皇帝能够正确对待。唐太宗主动求谏，认为：“为君不易，为臣极难。联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26）在正常情况下，诤臣的极言直谏，往往表现出仁者之勇和回天之力，构成对皇帝的限制。
    谏诤对皇帝的限制，包括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举隅如下：
    有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的。唐太宗下令选举中诈伪资荫而不自首者处死。发现一例后，大理少卿戴胄根据国法判为流刑。唐太宗责备他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