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唐以前被称作袁纥、韦纥、乌护、乌纥。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始称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改称回鹘；元代又称伟吾、畏兀儿、外五等。回鹘以上不同时期的称号均为uyghur的汉语音译。
    回鹘作为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早在公元五世纪起，就与其他大大小小的部落和民族出没在漠北广阔的高原地带，它先后臣属于柔然、突厥诸部。公元646年吐迷度称汗立国①，其统治中心除原有的色楞格河、土拉河流域外，并囊括了鄂尔浑河流域。从此漠北回鹘立足三河，雄视四方，统有北海以南、大漠以北、金山之东、室韦之西的辽阔区域。漠北回鹘汗国的建立改变着漠北高原地区原有部落和民族的分布和组合。其西迁又影响和规定着唐宋时期我国北方乃至西北以及中亚各地的民族分布与迁徙活动。然而关于漠北时期回鹘汗国内部政治体制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而进一步发掘漠北回鹘有关社会制度的史实，对这一课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意义深远。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所见资料，对漠北回鹘汗国政治体制的构成及其相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职官体系
    漠北回鹘在八世纪中期的穆斯林文献中称为托古兹古思②（Toghuzghuz），崛然兴起之初，这些游牧部族“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③过着动荡飘移的生活。公元646年吐迷度“自称可汗，置官吏，壹似突厥”④自此漠北回鹘立国称制。
    可汗（Qaghan）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和西北各民族政权首领普遍使用的称号。《魏书·蠕蠕传》载曰：“可汗，犹魏言皇帝也”。⑤《宋书·吐谷浑传》中保存了两条东部鲜卑语资料：“处可寒”和“可汗”。我们从中可以得知Khaghan原是东胡后裔的语词，等于匈奴的“单于”。东胡苗裔柔然人称其君主为可汗。突厥、回鹘以来，这个词一直沿用到现代蒙古语和许多突厥语族语言中⑥。突厥“可汗”有大小之别，最高元首曰“可汗”（Qaghan）又称“大可汗”，“可汗”能分封其子弟为若干“小可汗”⑦。漠北回鹘汗国的第一位可汗首推吐迷度，这样一来，回鹘实际上成为漠北地区各分散部落的统领。此后“可汗”称号为回鹘族后裔所建政权者沿用不废。然而，高昌国王却称“亦都护”（idiqut）。据学者们的研究认为，亦都护意为“幸福之王”“神圣的陛下”⑧。韩儒林先生研究指出：元代高昌畏兀儿首领“亦都护”之称号，即非由拔悉密（Basmil）输入，亦为突厥族所固有⑨。限于篇幅，我们对这一问题另立专文详述⑩。喀喇汗王朝的首领也称可汗（11）。漠北回鹘立国前，部落首领曾先后称“俟斤”（Irkin）、“俟利发”（Iitber）、“胡禄俟利发”（UIugh-Iitber）（12）。由于所见资料十分零散，远不足于证实“俟斤”、“俟利发”与“可汗”官号的演变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俟利发”和“俟斤”一样是突厥系列部落酋长所共同使用的官号。
    回鹘汗国在职官制度方面主要沿用突厥旧制。其职权范围是：可汗、汗国的元首，最高统治者。可敦，可汗之妻；特勤，亲王；设，统帅诸部军马的高级将领；叶护，副王，总督。啜，部落长官；阿波，统兵马官；颉利发，部落长官；吐屯，派往别部的监察、税收官；俟斤，部落长官；阎洪达，评议国事官；达干，领兵武官；匐，王公贵族；梅录，王室侍从（13）。经过扒疏《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以及《旧唐书·张仲武传》后发现，除阎洪达外，上述突厥官号，均为漠北回鹘所用。另一方面，由于回纥长期接受唐朝政府的领导，受中原汉制影响甚深，因而也采用了若干唐朝的官职。唐人史籍记道：（回鹘）“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14）从而看出，漠北回鹘汗国时期除了沿用突厥旧制外，也使用唐廷官号，考古资料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
    早年考古学者曾在吐鲁番出土了一件长270厘米，有125行文字的回鹘文文书，上盖汉文朱方印十一处，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已刊布其全部图版。十分有意思的是，朱印印文为四行汉字，在黄先生识读的基础上，史树青先生进一步释读为：
    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15）。
    颉于迦思，即颉于迦斯，安部健夫已有解释，认为是回鹘官号非人名，为“国之光荣、大臣之意”（16）。除此号外，均作汉文称号。宰相乃唐廷官号，曾为回鹘所用（17），是为证。
    二、内部结构
    关于漠北回鹘早期部落的内部结构问题，所见资料十分零散，远不足以显示许多细节，但是经过扒疏，仍然可以看出漠北回鹘时期内部结构形成、变化的一个大致轮廓。《新唐书·回鹘传》的简短史料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消息。“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这里反映的是回纥初期史实，但是随着蒙古高原诸游牧部族势力的此消彼长，诸民族之间与诸部落之间的冲突与纷争必所难免。而战争的必然结果，除了造成战败一方整个部族或部族分支的灭亡或举部移徙外，还势必导致战败部族对战胜部族松散的降附关系。同时游牧民族的发展又与掠夺和征战相始终。正因如此，史书才有“回纥，……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18）之载。回鹘人劫掠的对象除却兼并外族和部落成员变为自己的领属民外，再就是掠夺土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活动在漠北地区的其他游牧部族。匈奴国家的实际创建者冒顿单于对于东胡的讹诈，被视为“匈奴宝马”的千里马可以予之，属于单于本人的后妃也可以予之。惟“地者，国之本也”，故虽为弃地，亦不可让（19）。因而“说游牧人完全不重视土地当然是极不正确的”（20）。贞观初，吐迷度“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落，奄有其地”（21）。“贞观三年（629年）……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22）。以上两条史料反映了回鹘攻占土地的基本史实。通过对回鹘早期兼并土地活动的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回鹘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体。尽管回鹘统有其他铁勒诸部，但这些部落并没有丧失其原有的独立性，他们与回鹘的核心家族保持着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认同。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莫不如是（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