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变革的首次实践。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虽然孕育自洋务运动，但却提出了远高于洋务运动实际的变革思想主张。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一页。阐述、研究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现实意义。
    一、洋务思想家变思想的来源。
    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前辈思想家关于变革的思想主张。其二、洋务运动变革的实践活动。
    林则徐、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们通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苦苦思索，领悟到要抵御外侮，振兴国势，就一定要“变法”、“师夷”。魏源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①他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②。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各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定能“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③，中国将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而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林、魏“师夷”的着眼点是引进采用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林则徐、魏源“更法改制”和“师夷长技”的变革主张影响至为深远，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时所必由的出发点。
    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方向，他在看到中国军事上不如西方的同时，还看到中国内政上也远不如人。他指出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臣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④。同林则徐、魏源相比，冯桂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他大胆地提出以西方为中国变法的模式。他说：“法苟不善，虽古先贤吾斥之，法苟善号蛮貊吾师之”⑤。这就把“变法”与“师夷”紧密结合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统一体。显然，冯桂芬的变革思想主张比师辈大大前进了一步。
    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冯桂芬的思想都给予洋务思想家以深刻的影响。王韬在六十年代曾写过“精习枪炮之法”为内容的《操胜要览》，他还撰文肯定冯桂芬“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亡弊，不惮变更”的观点，称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此今有用之书也”，并认为凭借该书则“坐而言者可起而行”⑥。应当指出的是，洋务思想家还承继了前辈思想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洋务思想家是一群洋务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都直接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他们或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的幕僚追随其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或从事工商企业的实际管理，或奉命出使西洋各国，这就使他们对世界形势，对中外差异，对洋务运动的弊端都有亲自体验和深刻认识，故能准确地把握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超越前人的变革思想观点。
    二、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的基本观点。
    1、全面引进、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变“重农抑商”为“工商立国”，变“商品输入国”为“商品输出国”。
    洋务思想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子在于传统的“以农立国”、“重农抑商”。他们揭露封建统治者所谓“重农”并非真心实力地发展农业生产：“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⑦。而“抑商”又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自是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调弊，国势有不陵替者哉”⑧？他们指出“重农抑商”是同闭关锁国相适应的，“以商立国”是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覆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⑨。“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⑩洋务派思想家大声疾呼，当今之世唯有效法西方，变抑商为重商，才能达到富强之境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他们指出：“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11），“倘以其为西人所尚而忽之，则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斯固西人之所大愿也”（12）。故强调“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3）。
    洋务思想家又认为振兴商务可以带动各行各业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他们指出：“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4）。出于上述考虑，洋务思想家提出“恃商为国本”的口号，他们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指出：“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15），他们认为变外贸逆差为顺差是当务之急，为了使“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16）。又提出了“商战”的口号。
    如何才能振兴办商务，达到“以商立国”呢？只有“师夷”。洋务思想家认识到西方机器大生产的高度生产力，认为应当以机器生产取代中国传统的手工劳动生产，他们指出：“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17）。此外还应当大力“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18）。总之，是要全面地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保护商务的种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