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列强大量在华投资设厂和中国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的发展，洋务思想家认识到“工实居商之先”（19）。于是进一步提出“工商立国”的主张。
    为了培养本国专门技术人才，洋务思想家主张大量延聘外国专家，此即智力引进也，为了解决资金缺乏问题，他们又主张向外国贷款，如马建忠就主张向“外洋各国贷款二三千万”（20）。此即资金引进也。为了统筹全国商务，马建忠还建议清王朝应尽快成立一个商务衙门。
    2、遵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商办”企业取代官办企业。
    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完全官办的。随后兴办的近代民用工业企业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官办军工企业纯属产品经济，不问盈亏。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均属官本位类型。这些企业完全不同于利权合一的私办企业。由于主持、管理、监督这些企业的封建官僚的个人利益与企业本身在利益上是脱节的，因此，封建官僚并不关心更不致力于企业的管理经营。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殖，资本的积累，而是以权谋私，千方百计损企业以自肥。出于自身的利益，封建衙门和封建官僚完全不能也不愿意遵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客观规律，这就必然造成企业的亏损而难以做到“工商立国”“富国强兵”。
    有鉴于此，洋务思想家尖锐指出：在这些官本位类型的企业中“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唯利是图者，必借端而朘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21）。“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22）。他们强烈要求所有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23）。显然，所谓商贾之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3、仿效西方政治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
    从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到谋求建立能够保证它顺利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要求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要求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事工商业实际活动的郑观应痛切地感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24）。于是洋务思想家呼吁革除“困商之虐政”，实行“护商之良法”。如何改良政治？回答依然是“师夷”。郭嵩焘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西方之所以富强先进，真正的原因还在政治制度的不同，明确表示要学习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的“师夷”的思想认识也都达到了这一层面。他们都论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留意比较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之长短优劣以供中国学习仿效。
    洋务思想家认为西方“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治制度中，唯“君民共主”制度亦即君主立宪制最佳。他们认为“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而“君民共主”之制恰恰能够和理顺君、官、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25）。洋务思想家特别醉心于“君民共主”制之议院的设立。他们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26）。围绕设议院与图强御侮这一问题，洋务思想家进一步论述道：“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27）。“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8）。
    至于在中国如何设立议院，洋务思想家主张以英、德两国为蓝本，参以“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并在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
    三、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的特点。
    1、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洋务思想家投身洋务运动，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他们大力主张建立近代军工，建立近代陆海军是为了直接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他们揭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指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29）。要求限制，改革除外国在华种种侵略特权，号召同西方展开“兵战”、“商战”。要求清政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述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30）。“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31）。
    2、体现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洋务思想家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变革思想的继承者，他们秉承了前辈奋发进取的可贵精神。冯桂芬尝言：“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他断言只要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实行变革，则中国必将“始则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2）。冯桂芬不甘落后，赶超西方的精神给洋务思想家以极大鼓舞。
    洋务思想家在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毫不气馁，毫不畏缩，反而激发出自强不息的斗志。他们既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历史考验，民族兴亡系于一时，又勇敢地接受挑战，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看成是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必欲藉此改革开放以振兴中华。请看王韬的这一番话：“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33）。积极主动之进取精神溢于言词，撼人心魄！联系他们提出的变革的具体主张，无不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3、变革与开放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冯桂芬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见解。洋务思想家则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34）。“中国必变从西法”（35）。这表明他们把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变法”即改革以图富国强兵之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洋务思想家还认识到对外开放可以扩大视野，加深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是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思想认识上的先导。他们指出：“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