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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王东杰 参加讨论

《国粹学报》是清末国粹运动的代表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该会会员马叙伦曾说:“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提倡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居然风行一时。”[1]马是国学保存会最初的8名会员之一(注:《国学保存会报告》第1号林纾来信,云马叙伦“纾固已识之矣。后此乞将会中八君子别号,另录一笺见赐”。《国粹学报》总第20期。),他的话自然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今天不知道“文艺复兴的意义”是否是《国粹学报》的创办者们设计的刊物宗旨了。但是,《国粹学报》的确对“文艺复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我们不妨说,“文艺复兴”正是国学保存会同人对他们所参与的国粹保存运动的定位(注:朱维铮师曾在《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2-140页)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惜限于篇幅,未做充分的历史论证。其他如郑师渠在《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也有专节,而主要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入手,与本文视角不同。)。
    一、《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
    文艺复兴,那时被称作“古学复兴”,“文学复古”。作为欧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它较早地受到了正在探索富强道路的中国人的重视。19世纪中晚期,郭嵩焘和严复分别因出使英法和留学英国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文化与学术事件有了认识,而做了较为系统介绍的则是1884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中国主持编译的《欧洲史略》。戊戌时期康有为也注意到文艺复兴在欧洲史上的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学习西方成为人们无可争议的共识,学界对文艺复兴的了解也更为深入。马君武1903年发表的《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的背景、过程与影响,确定了“古学复兴”一词的含义,是文艺复兴引介史上的重要文献(注:以上及下面相关论述参考李长林《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了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马君武是国学保存会会员,此文是我们见到的该会成员对文艺复兴的最早论述。
    虽然当时中国知识界还没有一部全面而深入的文艺复兴史,《欧洲史略》里的介绍也仍是梗概性的,但从片言只句中,我们仍可勾勒出那时思想界较为流行的文艺复兴观:
    首先,文艺复兴被看作西方近世文明的动力和起点。中国近代士人对西方文明发生兴趣,原本便是为了寻求富强之道,而据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见解,文艺复兴乃是欧洲近代化的源头。因此,在靠西方学者介绍而了解欧洲历史的中国思想家那里,文艺复兴首先便被视为西方通向富强之路的起点。马君武的文章更是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响,包括知识的进步、商业的扩张、经济的革命、物理学的肇兴等做了详细的介绍,而这些东西正被当时的人们看作西方的“文明”之处。
    其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诸事件中,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对培根和笛卡儿在方法论上的创新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郭嵩焘称培根为英国实学的开创者,笛卡儿为西洋征实学问的创始人;严复指出他们倡导的“实测内籀之学”开创了西方二百年学术的格局;梁启超则指出培根和笛卡儿发明的新学术带来了“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乃至“新国、新世界”;马君武也从考察中得出“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的结论。可见当时思想界把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征实之学及其理论形态的发生。而这在当时正是“西学”中最易为中国人接受的一面。20世纪初即使被看做守旧派的人,也通常并不反对引进西洋的自然科学。
    《国粹学报》对“古学复兴”感到兴趣,也出于兴国的考虑。黄节在《国粹学报叙》里说:“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兴,达泰氏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2]日本的国粹主义正是清末国粹运动发生的契机,黄节是较早对之加以介绍的人,把文艺复兴与国粹主义并提,说明他认为这二者实质相同。而这篇文章是《国粹学报》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至少表明在国学保存会同人的心目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古学复兴”的模型。此后,古学复兴便屡为《国粹学报》提及:“欧民振兴之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3]。“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4]。欧、日正是其时国人艳羡的对象,他们强大的秘密既在此,中国也自当如法炮制,而邓实的《古学复兴论》一文更明确宣称20世纪是亚洲古学复兴的世纪。另外一些国粹论者如许守微云:“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吾国至斯,言复古已晚,而犹不急起直追,力自振拔,将任其沦坟典于草莽,坐冠带于涂炭,侪于巫来由红楼夷之列而后快乎?”[5]而清末国粹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便把“文学复古”当作其国学活动的中心[6]。前引诸家议论大都发表在初期的《国粹学报》上,显然具有“开宗明义”的意味。许守微和章太炎虽然都不是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但许的文章发表在《国粹学报》,章太炎又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都说明“古学复兴”是了解《国粹学报》思路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国粹学报》有关古学复兴的直接论述中,《古学复兴论》是最系统的一篇文章,涵盖了其他诸家的零星论说。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谓的古学复兴,大致包括下面一些内容:一、欧洲古学繁荣一时,但受到“宗教之束缚,封建之压制”而绝。因此,古学复兴便是对这两者的反动。二、意大利古学复兴的表现为:学者由竞相“考究古人思想”到对整个古典文化发生兴趣,从而努力“搜罗马希腊遗亡之古书”,“设藏书楼”;而“雕刻绘画印刷之美术,同时并兴”。三、“其时国语渐定,学者皆以国文著述”[7]。大体上,这一番论述同上文提到的思想界对文艺复兴的主流描述不尽相同,主流看法较强调文艺复兴在内容和历史作用上的“更新”作用,而清末国粹主义本以“存古”为号召,由这一视角出发,则对文艺复兴的“复古”形式情有独钟。事实上,国粹论者对“古学复兴”的认知,一方面固然受到其时思想界一般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古学复兴的独特看法,又与清末以来的学术史息息相关,因此,若只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对这一事件加以解读,将是不完全的。本文希望从晚清学术史的发展和变化入手,对这一问题做一分析(注:关于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活动和基本思想的介绍,作者已有《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一文(《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本文对其中已涉及的内容,特别是原始资料的引述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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