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清学风之下的古学复兴
    古学复兴固然是欧洲近代化的起源，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中国重演一遍。换句话说，中国古学复兴的依据何在？《国粹学报》诸子的论述一般并不涉及这一问题，他们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情。只有《古学复兴论》对此做了解答。
    首先，中西学术的发展史极为相似：“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之嬴秦氏之焚书也；旧宗教之束缚，贵族封建之压制，犹之汉武之罢黜百家也。”“夫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就整体学术水平说来，百家争鸣多“卓然自成一家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驾齐驱”；就具体意见看，也与希腊诸贤“若合符节”：如它嚣、魏牟“即希腊伊壁鸠鲁之乐生学派”，陈仲、史 “即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等（注：相同的看法并见刘光汉《周末学术史总序》，《国粹学报》第1期。）。近代中西新旧之争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般说来，被目为保守论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多强调中西的差异。以传统的夷夏之辨拒斥西方“低级”文明的人不必说了，即使承认西方文明的长处的人，也会以中西国情不同为理由加以排斥。但庚子以后，引进西学已成为国人共识，与此同时产生的是对中学无用的鄙弃。在此情形之下，国粹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证明国学有用：“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k3kc05.jpg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夫吾中国开化最早，持其学以与外域较，其间或短长得失则有之矣，而岂谓尽在淘汰之列耶？国之衰也，乃学之不明，而非学之无用”[8]。但西学之效既已为事实证明，要为中学辩护，最省力的办法自然是说西学中有的也可以在中学里找到。因此，强调中西之同便成为古学复兴的最主要理由。
    在清末学风的笼罩下，证明国学有用实为国粹保存运动能否成功，甚至能否得到同情者的重要步骤。有清学术，虽以所谓“乾嘉考据学”为主流，但道、咸以后，对乾嘉学术的反动思潮开始逐渐在思想界占据上风。自19世纪初洪亮吉上书嘉庆帝指陈时弊以来，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即指责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范式乾嘉考据学“无用”，并建议学者多关注一下“实学”。那时他们所谓实学，不外漕运、盐政等实用之学，看一下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就可知道。鸦片战争以后，这一呼吁为更多的人赞同，并引起了学术范式的改变。晚清显学今文经学即借此登场，宋学和调和汉宋的讲法也较前为多，而这一范式的改变，又是同中西学势力的消长并行的，提出“师夷”的魏源是今文学家，洋务巨擘曾国藩又特重宋学，都并非偶然。这两个现象之间的接合点则是“用”，这一主张，本就国内情形而发，引起了学术取向的改变；继而外患催逼，又为西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可以说，那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实用”与否了。西学早已显示了它的实力，而群慕西学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衰落。虽然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范”，考据学的基本方法还在使用，甚至还在正统的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却不能不对反对派“无用”的指责做出答复。清末学者，不管本人主攻何种学问，但只要谈到现实问题，便无法忽略西学。吴汝纶是桐城派的领袖，而认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9]虽然以为文学是自己的好，却无益于承认“吾国所独优”者是“无用”。吴氏把学问（古文在当时也是广义上所谓学问之一。《国粹学报》即有“文录”、“诗录”等栏目）分作有用、无用两撅，以西学归入有用一类，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清沫最重要的问题是救国，而“古学复兴”的一般学术特征更接近于所谓乾嘉朴学（说详见后），而这是被当时思想界的一般风气视为无用的，所以，提倡保存国学，当然不能回避国学的用处何在的问题。国粹论者并不反对西学，他们知道西学是有用的，因此，就更需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特别提倡国学了。官方的国粹论者多强调国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如罗振玉1902年在日本会见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伊泽说：“东西国情不同，宜以东方道德为基础，而以西方物质文明补其不足。”罗深为叹服，遂成为晚清著名的国粹论者[10]。国学保存会和章太炎等倾向于革命一派的国粹论者也提到过这一内容，如《国粹学报》上屡次表彰明末清初不事异族的“遗民”，就是希望借此发起人们的爱国心。当然，双方说的“道德”在内容上容或有异同，在目的上则已是南北异趋了。
    其次，国粹论者更强调的是“学”为“国”本的观点。他们反复强调：“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注：见黄节《国粹学报叙》，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分别载《国粹学报》第1期、第6期。）“学界”既与“国界”息息相关，“存学”即“保国”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若他晓得（中国的长处），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人，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1]说得很清楚，保存国粹的主要目的就是借此激发人们的爱国感情。同时，倾向于革命一派的国粹论者，又着意发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反君权、“民族”思想。邓实在民国建立之初宣称：“民国之成，半由国人言论心志所造，而其精神之胎育，实出于明季二、三遗民逸老心力之为。若志艰贞，著书立说，申明大义，以告天下，阅二百六十余年，而诸夏乃实其福。呜呼，文字之感人深哉。”[12]这种解释即出自此种考虑。
    《国粹学报》的作者之一王国维还提供了另一答案，他指出，艺术是“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也就是说，是一般所谓“无用”的，但却有其“无用之用”[13]。王国维此说来自于他对西方哲学的研习，且并不对国粹而发。事实上，除了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外，他的学术观点实与一般的国粹论者有着较大的差距，其“不能”与“一国之利益”“合”的说法，更是与国粹说截然异趣。不过，若从“一时之利益”的角度着眼，王说又与《国粹学报》的其他作者有“同”的地方。上引邓实的话，其实颇能代表国粹论的一般观念，即国粹之用，并不一定显示于一时一刻。按中国传统的说法，“道”不必行于当世，但必须“托之空言”，以期用于后世。所以，从长久看，“道”能否“存”比起能否“行”要重要得多，而保存国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最根本的救国措施。“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则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5]因此，“保存”成为国粹论者活动和言论的重心，也就不奇怪了。
    而在邓实看来，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古学复兴的趋势，那就是乾嘉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新趋势：“道咸至今，学者之爱读诸子，尊崇诸子，不谋而合，学风所转，各改旧日歧视之观。其解释诸子之书，亦日多一日，或甄明诂故，或论断得失，或发挥新理，如孙氏之《墨子间诂》、俞氏之《诸子平议》、刘氏之《周末学术史》，其著也”。“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也？”（注：此一节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对“古学”一词的具体含义并无界说，从实际使用的情况看来，大致有广狭二义。狭义即如在这段话里，指周秦诸子之学；广义则指继承了周秦学术精神的学说。这也是他们所讲“国学”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