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学复兴”与清代学术
    国粹论者对晚清学术界一般风气，特别是其中的宋学、汉宋调和论与今文经学的回应还表现在许多具体层面。事实上，古学复兴的提出，离不开对有清学术史的考察。梁启超曾指出：“本朝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之时代”[14]。学术倒演固然是事后的总结，但“复古”也确是清朝学术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国粹学报》推崇的所谓“周秦学派”，正是有清学术一路“回向原典”的产物。
    《国粹学报》同人对周秦学术史十分留意，其中最突出者如刘师培的《论古学出于史官》、《周末学术史叙》、《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源考》、《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孔学真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章太炎的《诸子学说略》等。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这一研究受了清末诸子学兴起的影响，但他们对前人的成就并不满意：“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15]。早期的《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从诸子思想中演绎出不少的近代民族、民权、逻辑之类的观念，虽在学理上不免牵强，但正是“诸子之义理学”的实践（注：参考前揭郑师渠著及胡逢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民族、民权、逻辑都属于西学的范围，这些概念的引进，为《国粹学报》同人提供了新的分析构架，提供了用新概念解读旧学问的可能。而他们兴奋地发现，原来这都是古已有之。
    《国粹学报》对诸子兴起的原因做了不少论述，刘师培的一段话可代表《学报》同人的共同看法：“昔欧西各邦，学校操于教会。及十五世纪以降，教会浸衰，学术之权始移于民庶。及证之中邦典籍，则有周一代，学权操于史官。迨周室东迁，王纲不振，民间才智之士各本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家言。虽纯驳不同，要旨各是其所是，则学兴于下之效也。”[15]以周秦时期为中国学术史上最繁荣的阶段，已是其时思想界的共同意见。而在刘师培等人看来，这一繁荣是学权由王室散于民间的结果，主要体现为私学的兴盛和民间独立见解的出现，而这又同文艺复兴时期学权由教会转移到民间因而带来学术繁荣的过程相似。
    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国粹学报》的作者中，刘师培、邓实、陆绍明、章太炎等也确曾明白表示过对这一说法的支持。但仔细看，他们的意见又并非是古老学说的翻版。在传统学术中，诸子出于王官，乃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衰世之象，而刘、邓、章等人则根据西方社会学知识，判定王官不过是愚弄民众的“鬼神术数之学”而已，它的衰落表明民智开启，思想统一局面的打破，自由讨论时期的到来：“神州学术，其起源在乎鬼神术数而已，鬼神术数之学，其职掌在乎史官而已”。“春秋之季，民智日启，鬼神术数之学不足以统一天下之思想，于是而有老、孔、墨三家之学，是为神州学术后起之三大宗”（注：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2期。相同的意见又见刘光汉《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期；刘光汉《古学起原论》，《国粹学报》第8期；陆绍明《史学稗论》，《国粹学报》第15期；章太炎《诸子学说略》，《国粹学报》第20-21期。）。把官学与私学区分开来，正是《国粹学报》讨论“国学”的一个基点：“君学者，经历代帝王之尊崇，本其学说，颁为功令，而奉为治国之大经，经世之良谟也，其学行于天下固已久矣。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本其爱国之忱，而为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后世而已。其学为帝王所不喜，而为举世所不知”（注：邓实：《国学无用辩》，《国粹学报》第30期。相同的意见又见氏著《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27期。）。这一区分针对的主要是其时官方的国粹论者：“夫在上而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訄。”[16]
    还是在刚才那篇文章中，刘师培说：“官学之用主于合，私学之派主于分”。官学以“用”为目的，强调统一；私学着眼于“派”的区分，贵在独立。章太炎的《诸子学说略》对此更多致意：“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因此导致“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保持了独立精神。“汗漫”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词，既有“攀附”的含义，又有“调和”的含义。注意派别的区分，正是《国粹学报》治中国学术史的特色之一，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邓实《永嘉学派述》、黄节《岭学源流》都以流际区分作为他们的主要论题。可是问题还有另一面。从师承上看，该刊的实际主持人邓实、黄节，出身于岭南朱次琦一派，基本上持调和汉宋的态度：“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彝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17]。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说法，这一番调和论当属于“汗漫”之列，但问题是“调和”本身又恰是这一“学派”的特点，而且这段话又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其真意并不在学术本身。若从古学复兴的实践来看，可以说邓、黄二人都不是主角，作为主角的章太炎、刘师培则对汉宋调和派都持批评态度。但无论如何，古学复兴的真正旨趣之一就是恢复周秦时代“各是其是”、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对国学保存会诸子来说，则是一致的。
    古学复兴所从事的第二个方面：古书的搜集、校刊、辨伪，也是清代汉学家们最擅长的工作。20世纪初汉学虽已式微，但作为清代学术界的主流范式，仍颇具影响。二者的相似，使得人们极易把它们联系起来。章太炎在1906年为汉学做辩护，就援引过文艺复兴为例：“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18]。这一立论虽是从排满的角度做出的，但对于出身朴学，喜欢把革命叫做“光复”的章太炎，发生如此联想的基点无疑是二者都有的复古形式。
    《国粹学报》致力于对文献的保存，特设专栏发表前人遗著。国学保存会还派会员赴各地访求或发布启事征求古籍文物美术品，并先后刊刻出版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风雨楼丛书》等。搜集来的古籍文物都保存在该会藏书楼中。它在当时虽不算主要的图书馆，亦至为可观。邓实还负责编写了书目、藏书志，钩玄提要，以广利用。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创举，清代学者早已在这方面做过努力，有趣的是，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研究清代朴学的著作中就把这一现象同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家相提并论[19]，或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点。
    清代学术有汉宋之分。一般说来，由于宋学自清初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更重要的，它的主流被官方采纳为意识形态，士人“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20]，在非“官学”的《国粹学报》看来，自然难以接受。而汉学作为学术形态离开政治相对较远，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在纯学术问题上可以做到独立自主，因此更得他们的好感。虽然他们对宋学也并非一味排斥，如上文所引邓实的话，毕竟承认宋学也有其真。但看他对宋学的褒奖，只是取其一端，这一端又恰恰不是当时一般所谓“宋学”的主流。更重要的，他以“掇拾遗经”、“保存国学”归功于汉学家，而这正是古学复兴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认同取向也就不难看出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国粹学报》“同人被服儒术，伏处海滨，家传汉学，抱一经世守之遗”[21]，明白地以汉学传人自居的原因了。从实际看，其时在《国粹学报》上致力于学术（而非政治）“复古”、“考古”活动的章太炎、刘师培、李祥、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风格上也都近于汉学的路向。
    《国粹学报》的台柱人物章太炎、刘师培都是经古文学家，经今文学家不占主导地位。该刊倒发表了不少对今文学家持批评态度的作品。这些文章政治气息很浓，但也不乏学理的探讨，有的还关涉到学风问题，如章太炎针对王鸣鹤所谓“儒术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提出“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22]。不过章自己那时也并未放弃致用的目的，这番话的真义须同另一文本互相参照才得显现：“处为佚民，出为国士，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23]，则“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并不是一定不求“用”，而是看“用”在何处，是媚官还是亲民，正合他非“官学”的一贯态度。
    今古文经学之争，还表现在他们对文艺复兴的不同理解上。“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出焉”（注：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引自前揭李长林文。）。在康有为的叙述中，文艺复兴首先表现为宗教改革，“新教”是“新学”的先导。“教”在国人对文艺复兴的论述中是被人忽视的方面，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康有为的目标即是像路德的宗教改革那样革新孔教的话，这番话也就容易理解了。不管双方在具体目标上有何差异，戊戌变法的主旨确是由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加以表述的“保国”、“保种”、“保教”。但这一方案并不为《国粹学报》的主持者接受，他们宣称自己的意图是“保种、爱国、存学”[24]。这一提法显然受到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启发，而以“学”同“教”相对，则表达了《国粹学报》同康有为一派的对立。
    “中世纪者，实泰西之黑暗时代也。及十四、五世纪以来，马丁·路德兴，一抉旧教藩篱，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大地始出现矣”[25]。这是还未反对“保教”时的梁启超的讲法，不能算错，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本无根本对立，中国思想自由的大门的确是康有为一派打开的。可是在《国粹学报》同人看来，学术与宗教原本就是势不两立的。章太炎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修订本中说“学术伸，宗教诎”，举例便是周秦学术的兴起[26]。当然，要提倡宗教，也必然带来学术的衰弱。因此，在提倡“各是其是”的《国粹学报》看来，“托古改制”的康有为自然免不了“援引攀附”的嫌疑。隐然以宗教改革自任，以教主自居，更有学术专制乃至政治专制的嫌疑：“既奉孔子为教主，崇尚孔子所定之制，则凡政治与孔学不合者，均将不论其利弊得失，悉屏而不行，则革新之机转塞”[27]。
    “晚近言学，约有二派：一主六经皆史，一主托古改制”[30]。康有为是“托古改制”说的大师，《国粹学报》的主导学术观点则承袭“六经皆史”说。此说最完备的解释是由章学诚做出的，《国粹学报》因此也极崇拜章。但其宣传却同章学诚相去甚远。章说的意图在于通过历史的研究追寻所谓先王的义理，以史为载道之器[29]；而《国粹学报》的作者们认为，不但“经学即史学”，天下学术无不可归于历史，“史为古今天下学术之一大总归”。因此，“存学”便意味着究史。“夫六经皆先王旧典，欲考古代之史事，以证中国典制之起源，观人类进化之次第，不得不取资于经”（注：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2期；刘光汉《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续），《国粹学报》第25期。又参见刘光汉《论古学出于史官》、邓实《国学讲习记》、马叙伦《史学存微》（后两文俱见《国粹学报》第19期）等。），恰恰是章学诚反对的以六经为史料的态度。自然，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并不隐涵着“纲纪天人”的大道，更非孔子为后世订立的法典。
    不过，在“教”“学”不矛盾的情形下，《国粹学报》的作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教”。许之衡（守微）就激烈地批评过章太炎的《订孔》和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但他看中的主要是孔教在中国社会里长期具有的动员功能[16]，况且此文只是被编者当作不同意见的争鸣刊出的，实际也并未改变《国粹学报》的主流意见。同时，我们知道，那时的章太炎也在一边倡导国粹保存，一边宣传“最重平等”的佛教，用来“增进国民的道德”[11]。不管章是如何定义佛教的，但他和许之衡在从功能方面着眼提倡宗教方面是一样的。
    对汉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风格的认同在实践中体现了出来。自1907年起，《国粹学报》渐成为一份以论究古代学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汉学风格的论文逐渐增多。其时正向章太炎问学的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说到刘师培：“大约只是写他那《国粹学报》派繁冗的考据文章。”[30]这一读后感不知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但作为一种印象应该说并非无据。
    《国粹学报》对朴学传统的认同，还可从另一方面做出说明。我们说过，当时知识界对文艺复兴的描述一般比较强调“征实之学”，即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兴起，而《国粹学报》直接提到古学复兴的言论里，这一点并不突出。然而这不是说《国粹学报》对此一无所知。事实表明，他们在接触当时鼓荡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在社会科学中，主要是所谓“群学”）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接受了一些现代学术的观念。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提出中国“科学不明，域于无知，然则吾学犹未至于逻辑也”，是“不学”之征，说明他们本有推动国学“逻辑”化的想法。故在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时候，便特别注意到《墨子》中的“科学”思想。而章太炎对孔学的批评之一便是“重文科不重实科”，“视科学为无足重轻”[31]。刘师培对群学学术特征的总结，也可以看出他对其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西学观的熟悉：群学“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征其实。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援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迁变，穷会通之理，以证宇宙之所同然”[32]。在这方面，以实事求是和讲究证据作为基本学术规范的汉学也使他们兴起契合感。至少，章太炎就说过“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的话[33]。
    需要指出的是，《国粹学报》倡导的“古学复兴”实践虽多具“汉学”特征，但在参加者的意图中，却有“创新”的企图。《国粹学报》同人讨论清学的文章不少，这些文章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总结意味，而总结过去总是意味着瞻望未来。邓实说：“本朝学术，曰汉学，曰宋学，曰今文学，其范围仍不外儒学与六经而已，未有能出孔子六经之外而更立一新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17]，明确地表明对清学成就的不满意。章太炎也因张之洞说了一句“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极不服气，晚年历述“近世学术未备”之处，范围涉及史学、小学、诸子学等，并称自己的学术成绩都是为了“补前人所未举”[33]。这一意思他说过不止一次，如在写给《国粹学报》社的信里便说自己的“发明”“并非汉学专门之业，使魏晋诸贤尚在，可与对谈”云云（注：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原无题，《国粹学报》第59期：又，[11]汤志钧编书第497页。）。不过，《国粹学报》的基本学术风格继承了汉学传统，古学复兴的参加者对这一学术传统也多持认同态度，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