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贯穿于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论述之中，因而它普遍地适用于各个社会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它社会形态。运用这一理论对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问题进行分析，可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当代人口和移民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和历史借鉴。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移民时曾指出，由于“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世界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中国的海外移民在古代就有过，有学者认为中国海外移民最早始于商代或秦汉，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唐代开始的。仅从唐代的“唐人”算起也有一千多年历史了，那时一些出国谋生的商人、手工业者、破产农民、“义不臣清”的明朝官兵流寓海外，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海外移民。但那时的中国海外移民在范围上限于疆域边沿地区，规模上是零星分散的，人数上是不多的，流向上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于16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海外移民累计超过1000万人，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受殖民者拐骗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是以“契约华工”方式移民国外的，也有政治避难的太平天国的官兵和维新仁人志士。到20世纪初，中国海外移民遍及世界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都是空前的。所以，马克思说“移民的巨浪会从中国涌来”（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页。），中国“将发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国侨居的现象，使被人仇恨的中国人充塞欧、美、亚各洲。”（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然而，移民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海外移民只是当时世界移民潮流中的一个支流。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就向美洲新大陆大量移民，到18世纪末，欧洲人移民美洲大陆的达200万人以上。再通过“奴隶三角贸易”，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将大约1500万非洲黑人强迫移民到美洲，变成开发美洲的黑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又有约6000万欧洲人移民美洲、澳洲、南非、新西兰等地。俄国则有700万人从欧洲地区移民到亚洲地区。亚洲人也有大量海外移民，如印度就有3000万人移居国外谋生，日本也有100万人移民到美国和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总之，在这100年间，世界移民总数约1亿人以上。可见，移民乃是世界的普遍现象，绝不是中国独有的奇特现象。与世界移民高潮相适应，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但中国移民只占世界总移民的10%左右。只是世界移民大潮中的一个支流。而中国移民虽然遍及全球，但绝大部分集中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东南亚诸国，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的中国移民是少量的。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是白人统治的天下，中国移民难以立足谋生。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海外移民的高潮？这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环境看，近代中国时期，正是西方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农耕社会扩展时期。为此，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欧洲人口的增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部门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为移民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开发和掠夺殖民地资源又需要大量劳动力和新土地的主人。因此欧洲本身出现了向海外殖民地大量移民的现象。另方面，西方殖民者为掠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为开垦美国西部地区，为开发美洲和澳洲新发现的金矿，他们急切地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种种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掠夺对象。于是他们先强迫清政府订立准许华人出国的条约以取得合法地位，再用拐骗办法将中国劳苦人民像“猪仔”一样装船运出海外当“契约华工”。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从中国招募了数十万华人去充当战争后勤的苦力。一个外国人贩子仅在澳门居住的7年间，就先后为古巴、秘鲁、澳大利亚、美国输送去10万华工。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时，被骗劫装船运出海外的华工达50万人之多。
    从国内环境看，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1819年增至3.1亿，1851年达4.3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1.2亿的38%。虽然中国人口如此迅速增加为物质资料生产带来压力，但当时中国两种生产之间仍然基本上是均衡的。因为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特殊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口增长机制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基本形态结合了起来，将两种生产连为一体。人口多所需粮食亦多，粮食需求多即要求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的精耕细作要求投入更多劳动力，因此可以消化增长的人口。两种生产的这种结合和运行，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的思想指导下，将人多粮多兵多当成是政权及其经济、军事实力的表现。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两种生产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为经常性的土地兼并，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尤其是灾荒和战乱年代，粮食等物质资料生产遭到破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都会把人口从土地上赶走，出现过剩人口现象。那时解决这种过剩人口，使两种生产逐步达到相对适应是通过灾荒战乱中大批死亡和自发移民来实现的。历代存在的流民问题，两大河流域和内地的过剩人口自发地向云贵、新疆、台湾等荒僻地区的移民、沿海地区向海外周边国家的移民便是。
    但是，造成近代中国大量海外移民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是中国对外扩张的需要，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掠夺的结果。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侵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基础，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便是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马克思说，这使得过去“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又说“破坏中国小农业及家庭工业的全部基础……因此数万万民众将处于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结果将发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国侨居的现象。”（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虽然是属于世界移民高潮中的一部分，但它又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海外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