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一直抱怨他们在大清国未受到应有的尊重，要求取得与清朝官员“平等”交往的权力。1840年鸦片战争后，历史进入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怪圈之中，即被指责为没有给西方国家以“平等地位”的大清帝国，却在不断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的政治、领土、领海、司法、海关等主权不断遭到破坏，乃至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而那些自称在中国遭受“不平等”待遇的西方国家，在争取“平等”国家地位时，却将中国置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网罗束缚之下。到底谁对谁不平等？究竟谁是真正不平等的受害者？笔者拟就此试予论析，不当之处，敬请识者雅正。
    一、英国力争“国家平等”
    在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先进地位，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直到16、17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到来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仍视他们为“慕义”或“慕利”而至的“朝贡者”，不肯与他们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1]（P180）基于这一认识，清廷规定，外国商人向清廷提出任何要求，皆必须采用以下对上的禀帖方式，交由中国行商转呈。
    1833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向中国派遣了政府官员--商务监督。英国历任商务监督曾采取种种方法试图改变上述中外官员交往惯例，但均遭挫折。
    1838年5月12日，查理·义律致函两广总督：本领事接得本国政府命令，今后给两广总督的信件不得采用禀帖的形式，必须直接，而不是通过中国行商与总督联系交往，请于禀字之外，“另示一字以代之”。7月，英海军少将马他伦率“美莲号”等船舰抵达广东洋面，以“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即指义律）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一切抗议的力量”[2]（P180）。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英国政府为与中国政府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即将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义律曾派人到广州城向两广总督投递信件而不是禀帖，马他伦亦曾派人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坐船投递书函，均未能遂愿。
    要求改变中外交往旧例的交涉，虽以英国的失败而暂告一段落，然而有两点特别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此时是英国政府，而不是以往的东印度公司，对中英关系表示出极大的不满。第二，英国政府不仅对中英商贸关系不满，要求予以改变，而且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当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外交关系）。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两国官员的书信能否平等往来，即是两国“平等”的表现和建立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如若英国政府仅仅是表现出上述的外交意愿，或仅仅将其意愿局限于外交领域，那么，上述两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英国政府将其外交要求与炮舰强权政策结合起来，使其原本略带近代色彩的外交要求，完全淹没于殖民侵略的罪恶之中。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准备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同一天，英国外相巴麦尊诬蔑林则徐“忘却对赋有英王代表身分的英国监督的应有礼遇，竟也对于该监督横施强暴和凌辱”；对英国商务监督的凌辱，即“构成对大英国主的亵渎”，要求中国对英国所派官员，“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加以招待，相与往来”[2]（P698-701）。同日，巴麦尊又致函懿律等称：“如果中国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到（英国）海军司令船上来同你们商谈，应以适当的礼貌和敬意来接待这些全权大臣，并应依照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来加以招待。女王陛下并不要求她的全权公使享有优越的地位，但也不能容许（中国）大皇帝的全权大臣如此。”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与中国交涉之初，似乎并未曾要求任何外交特权。其实不然。
    首先，英国政府对清廷及其官员充满了不信任感。巴麦尊曾明确训令懿律等：“不要在一个圆满的和最后的解决之前，置身于中国当局的控制之下。”[2]（P710-711）其次，英国政府提出了当时清廷及其官员所不可能接受的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清廷官员到英国船舰上进行谈判（道光帝于1840年8月20日廷寄琦善时，曾明确指出：“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3]（P391））。英国政府的这一要求，无疑带有军事威胁和讹诈的色彩。再次，如果清廷官员拒绝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英国政府或公使是否还能给其以“礼貌和敬意”的招待呢？颇令人怀疑。
    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的上述推论并非主观臆断。
    巴麦尊于1841年1月9日给义律的信函中，虽也承认清廷钦差大臣与义律往还的信函“是有礼貌的，也是无可非难的”，但他仍批评义律在对华交涉中过于软弱，说义律默认了中国官员在这些文字中“隐含着的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他说：“据我看来，在你和中国钦差的通信里面，关于你在和他们交涉中要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自居一点，并没有充分记住我的训令精神。”接着，巴麦尊毫不客气地批评义律：你在与中国进行交涉时，“是有意按照一项误谬原则行事的”，“有意持着过分的斯文态度”。采取这一态度，“当英国代表没有武力支持他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处理方式时，可能是适当的。但是，目前英国海陆军已经出现于中国海面，那么在你的处境之中，这种处理方式就绝不会是必要的了。”[2]（P716-718）这无异于明令义律借助英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强迫中国政府答应其一切侵略要求。
    此后，巴麦尊又一再提醒义律：在同中国交涉时，必须时刻注意两点：第一，“英国政府既已作了一次重大的、费用浩繁的努力，派了一支可观的兵力到中国”，那么，英国的各种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你已经违背和忽视了（政府给）你的训令，你本来可以用，却故意不用那支交由你支配的兵力”。第二，作为女王的全权公使，与琦善是“平等的”，不能容忍中国官员采用一种妄自尊大的口气，“而你则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2]（P724-729）。
    至此，英国政府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
    英国政府所谓中英两国全权大臣“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英国公使不谋求“享有优越地位”云云，完全是炫玉贾石的骗人术。因为两国外交的真正平等，需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其一，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二，彼此尊重对方的国情所决定的社会或外交惯例。即使对方的某些惯例与本国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亦应通过外交的而不是武力强迫的手段来解决，更不能成为向对方发动战争的口实。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在鸦片战争中，“休战白旗的使用，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仍对手持白旗的英国人开火）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2]（P299）
    事实上，英国政府在向清廷要求“平等”权力时，一直在不断地炫耀和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