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这部彪炳千古的煌煌巨著，犹如巍巍泰岱，雄峙于中华的文史天地，成为荟萃祖国悠久文明的丰碑大碣和典范标志。它既是总统三千年、雄视百代的“史家之绝唱”，又是作者批判现实、追求真理、抒愤言志的“无韵之《离骚》”；它既是宏伟的民族史诗，又是个人庄严而深情的叹唱；它既囊括了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天文、地理、民俗等方面的人文历史，塑造了许许多多形神具肖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展现了作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一个空前的文化巨人和民族英雄的自我形象，写出了一个杰出的个性，不朽的灵魂。
    一
    在《史记》第一百三十篇，作者为自己写作了自叙传。诚然这篇《自序》仍以《史记》的写作为中心内容，无意于系统详尽地传述自己的生平，但它确写出了司马迁形象的概貌，显示了他性格的基本点。因此，它不仅是“百三十篇之宗旨”，“自注之权舆”①，而且是我们分析司马迁形象的纲领，窥探作者心灵的门户。
    《自序》一开始即庄重地记叙了司马氏的家世，说明自己是颛顼帝命以司序天地的重黎氏之后，至程伯休父为司马氏，世业史官，其父司马谈又为汉太史令，有着悠远的史学家传。这样的家世，无疑从小便影响着司马迁的志趣和抱负。接着写他出生于“河山之阳”的龙门，后徙居京畿茂陵，“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向孔安国、董仲舒等当代名儒求教，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壮游，与《史记》一些篇章提到的游踪相照应，当是出于其父司马谈的有意安排，是怀抱宏图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游访。“仕为郎中”后，他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又多次扈从汉武帝巡行过祖国辽阔的北方。他几乎走遍了汉帝国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目睹了各地的风光民情，收集了大量民间传闻的史料，更开阔了眼界和胸怀，磨砺了意志与雄心，为成为伟大的史学家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一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而司马谈却被“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在“发愤且卒”的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留下了庄严的遗嘱：“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沉痛咽塞地倾吐了他欲继周公、孔子论载史文而未能如愿的无限憾恨。司马迁在病榻前痛哭流涕地宣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毅然接受了著作《史记》的遗命。作者这段自叙是十分动情的。在继任太史令并完成改历之后，他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父亲的遗训，时代的使命，激发了司马迁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他俨然以五百年后的孔子自命，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自序》还记述了他与上大夫壶遂关于继孔子著作第二部《春秋》的论辩，从中更可看出他神圣不可动摇的决心。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埋头“论次其文”的时候，却遭遇了“李陵之祸”，被“幽于缧绁。”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因而被处以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是非常注重名节的，他曾想“引决自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他在痛苦的思索中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觉得“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自己崇高的事业半途夭折，太可惜了！受辱之后，他内心万分痛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自序》中他也惨怛地喟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但他又退而深惟：“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从古代贤圣身上汲取了力量，发愤著作，终于完成了五十二万余字的《太史公书》，实现了自己的伟大理想。
    读《太史公自序》，首先使我们感到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勃勃雄心的非凡个性。他缵续父志，负不羁之才，欲在学术上囊括天下，经纶古今，包举一切，“成一家之言。”这种雄伟的气魄，博大的胸怀，昂扬奋进的精神，确是令人惊佩。他经过艰苦奋搏，忍受极大耻辱，也终于攀上了学术的御座，戴上了史界的冠冕。李长之先生说：“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下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②。郑振铎先生也说：“司马迁于史著上的雄才大略，真是不亚于刘彻之在政治上③”。这都精妙地指出了司马迁堪与帝王比拟的气度和抱负。
    司马迁形象最感人也最特出之处，还在于他那为实现理想而忍辱含垢，发愤自强的坚韧精神。他为了完成《史记》竟付出了悲愤的代价和极其屈辱的牺牲！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借著史来发愤抒情，刺世伐恶，不屈抗争，“偿前辱之债，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是一个多么坚强、多么伟大的灵魂啊！他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精神不仅感奋了历代文人学子，使之读其书，悲其志，想见其为人，从而激励自己的斗志，而且已融入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之中，永远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笔者在命笔之际，扼腕之时，内心也不能不升腾起由衷的敬仰。
    以著史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和为理想而忍辱奋斗的悲剧精神，是《自序》昭示给我们的司马迁性格的基本特征。
    二
    司马迁是为《史记》而生，为《史记》活着的。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融化到了《史记》之中，倾注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因此，一部《史记》，乃是作者生命的再现，深深打上了作者的个性特色。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从来的史书没有象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④。
    这部“绝好的自传”，主要是采用历史传记的形式，寓自我于他人他事之中，把自己的胸怀、爱好、追求、希冀，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渗透、融汇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写和评述上，因而书中随处隐现着一个活跃的主体，我们不时可以感触到他的形影和心声。他笔下的有些人物，往往在某一方面也体现着作者的个性特色。
    司马迁破例将孔子列入“世家”，引起了学界的聚讼，是之者有之，非之者有之，殊不知，太史公尊孔，适所以自重也。据《自序》所云，太史公以五百年后的孔子第二自居，其著述亦以《春秋》自拟，俨然把孔子作为效法的榜样，理想的化身。他虽在思想上与孔氏不无抵触，但在事业与精神上却与之一脉相承。因此，他将孔子入世家，与王侯同列，便在于为自己确立合适的地位了。他系统编排了孔子的一生事迹，特别弘扬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统纪于后世”的不朽功绩，这岂不是间接的夫子自道吗？尤其是赞中“《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一段低徊吟唱，既表达了对一代文宗的衷心服膺和崇仰，也显然包含着作者伟大的“私心”。通过他所描述的孔子形象，我们不也看到了司马迁踌躇满志的身影吗？
    司马迁又饱含深情地写了《屈原列传》。屈原的悲剧命运与作者的悲惨遭遇，何其相似乃尔！作者借用刘安的话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与自己因直言致祸、发愤著史岂不有着心灵上的默契？他正是将自己受辱著《史记》比之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他把屈原看作精神上的先驱，并从他那里获得了战斗的勇气。此传记述屈原的事迹并不很多，而是通过较多的议论抒情，着力颂扬屈子光明峻洁的人格和不屈抗争的精神，为屈原同时也为自己鸣不平。他指责楚怀王的昏庸和“不知人之祸”，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很显然，在屈原身上，寄托着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和悲剧性格，他所写的屈原形象，在不少地方都可看作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伯夷列传》是抒情色彩更为强烈的篇章。与其说它是人物传记，毋宁说它是作者借题发挥的抒情散文诗。作者有感于夷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颜渊好学且“糟糠不厌而卒蚤夭，”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屡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必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的不平现象，愤怒地质问：“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天道黯昧发出了强烈谴责和控诉。文末又言夷齐、颜渊得孔子而名彰行显，悲叹岩穴之士“名堙灭而不称”，谓“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既吐露了自己欲正天道、主公平、“善善恶恶，贤贤践不肖”的伟大意愿，也对后来知己者寄予殷切希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正是作者满腔孤愤，踏地问天且以奖善黜恶、替不幸贤者和下层高士扬名显行为己任的伟大形象。他的炽热心胸、崇高志愿和恢宏气魄是感人至深的。
    纵观《史记》其他各篇，还可看出司马迁如下鲜明性格特征：
    立志雄奇。司马迁欣赏项羽“学万人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性格，赞美陈涉的“鸿鹄之志”和蔑视王侯将相的气魄，特别偏爱有奇志之人。显而易见，作者在性格、气质上与这些人物有相通之处。透过对他们的描写，我们也可看到作者的盖世英气和燃烧的雄心。
    刚正不屈。正因为司马迁富有正义感，抗直不阿，敢说真话，才导致了罹刑受辱的惨祸。而他在《史记》中敢于公开揶揄、嘲弄汉朝开国皇帝和当今主上，揭露他们的种种劣迹和丑恶本质，正是这一性格的高度体现和继续发展，说明他依然我行我素，虽受挫却毫不屈服。他赞扬张释之、冯唐的“守法不阿意”、“不偏不党”和周昌、汲黯的“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指斥李斯的阿意求容，助纣为虐，鄙夷叔孙通、公孙弘的焰媚逢迎，虚伪龌龊，弹劾杜周等酷吏“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等等，也在一个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己刚正不屈的高尚人格和坚强个性。
    隐忍成名。司马迁十分重视立名，他牢记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名言，认为“立名者，行之极也”，因而推赏陈涉“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的豪言，称赞蔺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他也十分注重人的名节，歌颂了项羽不忍见江东父老而壮烈死义，李广不愿对刀笔之吏而悲愤自裁以及田横宾客“慕义而从横死”的壮举高节。然而由于自身的不幸遭遇，他尤其崇尚忍小耻而成大名的志士仁人，以寄托自己的怀抱。《伍子胥传赞》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是对伍子胥的褒扬，更是作者自明心迹。《季布传赞》说：“季布以勇显于楚，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这也是假他人之名自道心声，赞人自赞。他还提出了发愤成名的思想。《虞卿传赞》云，“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范雎蔡泽传赞》亦云：“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这正如中井积德所说，是“太史公假题自泄其愤”⑤。所有这些，无不寄寓着作者的隐痛和情怀，映现了作者的伟大性格。
    珍视友谊。司马迁在遭难之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使他感到无比悲伤。他一方面抨击炎凉的世态，借史抒愤，如《汲郑列传赞》云：“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又如《主父列传》写“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赞又云：“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联系“李陵之祸”，这显然都是感慨系之，悲人自悲。另一方面，作者从历史上寻找真挚的友谊，热情讴歌之。如《管晏列传》用管仲之语，热烈赞颂了鲍叔对管仲的知遇之情：“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为我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又写晏婴，特载其脱越石父于缧紲之中及荐车夫二事，并赞曰：“假令晏子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反映了遭受劫难的史公对知人善任、解人危难的友人是多么地渴望，对人世间真挚友谊是多么珍视和神往。《史记会注考证》每每指出：“此盖史公自道，”是很有见地的。他还颂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从下流社会寻觅他幻灭了的希望。史公在失望之后从古今上下追寻知己同怀的做法，与屈原在郁邑侘傺之际“上下求索”，寻求知我类我者，为同一脉搏和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