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爱”“好奇”。司马迁本是多情之人，在阅读史料时每每“废书而叹”，在评述人物时也常常短吁长呼，甚至抛洒热泪。腐心的创痛使他异常悲愤，也增进了他伟大的爱心。他对所有的人物都怀着人道的同情。孔子、屈原、项羽、韩信、李广等自不必说，就是对“极惨礉少恩”的韩非，亦“独悲”其“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对邪恶昏暴的秦二世之死，也流露同情。在司马迁的性格中，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使他能从人道的立场同情一切人。扬雄所谓“多爱不忍，子长也”⑥，大概就是指他这种博大的同情心而言的。
    司马迁的“多爱”，还表现在《史记》的写作本身。正是出于对我们民族的厚爱，对人生的执着，对未来的热望，同时也出于对书中许多人物的挚爱，要为他们扬名，他才忍受了巨大痛苦，写出《史记》来。可以说，他为笔下的人物奉献了最深厚的爱，他用人类最伟大的东西为中华民族谱诵了最深情的礼赞和祝福。从古到今的历史家，有哪一个能有司马迁博大而圣洁的爱呢？他是圣者，是高贵的史圣！每念至斯，笔者禁不住热泪潸潸！
    扬雄又云：“子长多爱，爱奇也。”⑦这个结论也是从《太史公书》得出的。这不仅仅在于作者善于收集奇闻异事，记事具有传奇色彩（如刘邦斩白帝子、张良圮上遇老父及“赵氏孤儿”等），更重要的，在于作者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和个性特征。司马迁性格的本质是浪漫的。黄河的滚滚怒涛赋予了他不羁的才性，雄壮的历史风云陶冶了他恢奇的胸襟，浪漫的时代精神培育了他豪宕的气韵。他鄙视“娖娖廉谨”、“姁姁不敢言”、“局趣效辕下驹”的卑琰性格，喜爱豪迈超卓的奇人。他常用“奇”来评衡人物，他所交游者如冯遂、李陵均以“奇士”著称，他的文章也疏荡飘逸。“颇有奇气”⑧，这些，都足以见出作者以“奇”为美的人生追求和卓异倜傥的深厚性格。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假如他没有受过儒家的熏陶和孔子的影响，他恐怕会象庄周一样的放诞、屈原一样的奇倔，或超过陶潜的任性了⑨。
    不难看出，《史记》中作者的个性特色和自我形象是鲜明而突出的。无论他“描写的是什么人，圣人、强盗、皇帝、仆人，我们寻找的看见的只是作者本人的灵魂”⑩。从来的史书都没有象《史记》这样体现出作者的特色，凸现出活生生的自我。
    三
    《史记》既是文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因而它还充分表现了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历史观点及治史态度等，呈现给读者一个丰满、完整的作者形象。在哲学上，他以老庄为本，融合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新道家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他反对严刑暴政，向往圣君贤臣、清静无为的开明政治。他改变了分封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并用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研究历史，着重考察人的历史活动，使史学理论出现了巨大的突破和超越。在治史态度上，他虽有鲜明的爱憎褒贬，但对史料的处理，仍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历来被誉为“有良史之材”（11）。对此，由于今人多有论述，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读《史记》，总使人感到隐隐之间有一个黜陟帝王、臧否人物、陵轶古今、指点天下，呼唤未来的巨人的身影--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伟大形象。不过这里的自我，是一个渗透着几千年民族文化成果和深层历史及时代意识的伟大自我，一个从百三十篇中“抽象”出来的自我。他的内蕴是无比丰富的。“他自己是一部百科全书”（12）。他又是把作者的实际形体放大了百千倍、无比巨大的自我雕像。就这一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言，也是丰富的个性和深厚的共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典型，只不过是采取了以《太史公自序》为中枢，以整部《史记》为主体，以描绘和咏叹众多的历史人物为依托的极为特殊的表现方式而已。这一典型包含并突现着司马迁的鲜明个性和全部胸怀，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同时，他又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他不仅代表自己讲话，而且“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他把正在寻求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这便是伟大艺术的奥秘，是它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奥秘”（13）。
    综上所述，《史记》中司马迁的自我形象是鲜明而丰满的。作者在建构宏伟的历史宫殿的同时，也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虽然上面没有勾勒作者的形貌，没有留下生卒年月，但却雕刻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为什么《史记》与众不同，有作者的个性色彩和自我形象呢？这主要因为，作者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十分明确，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遂其志之思”，这就使《史记》融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于一炉，从而在创作中把主体和客体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客映主，借史立言。同时，作者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热血和生命写的。他要“偿前辱之债”，借著述发抒自己的憎爱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述往事，思来者”，因而使作品打上浓重的感情色彩，有意无意间把自己融化到了笔下的人事之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摩的。论析《史记》中司马迁的自我形象，对于进一步认识作者，理解《史记》，是有意义的，对于探讨作家修养与创作之关系，创作中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及如何表现自我等理论问题，也不无裨益。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
    ②④⑨（12）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⑤《史记会注考证》引。
    ⑥⑦扬雄《法言·君子篇》。
    ⑧苏辙《古史》。
    ⑩托尔斯泰语，见《文学研究资料》第四册。
    （11）《后汉书·班彪传》及《汉书·司马迁传》。
    （13）C·G·容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见《神话--原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