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悲剧人格的审视，很近于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和弱点。③”不过，班固是从外在社会因素和内在人格“过失和弱点”两方面探究悲剧原因的。盖宽饶、胡建刚直不屈，坚贞不移的自我人格选择带来的是生命的毁灭。盖宽饶因直言上书为文吏部陷而自刭，胡建因得罪贵戚而自杀。如果说人格弱点就是刚直，班固确也认为盖宽饶陷于狂狷。赵广汉、韩延寿“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本传贽》），亦从人格的过失和弱点追寻悲剧原因。
    班固的悲剧人格审美意识关联着他的整个审美观以及现实意识。和谐审美意识。中庸人格的中和审美原则，仍观照着悲剧人格审美。悲剧人格的弱点常在这一范畴内揭示，悲剧冲突在这里被缓和，悲剧情感在这里被冲淡，加上史传文学形式必须的强烈的现实意识的理性参与，使之不可能进入“狂迷”的悲剧情感世界。而且还应说明，我们这里所说的悲剧人格审美意识并不是现代美学范畴的悲剧意识，它是中国古典的与现实的悲剧紧密相联的艺术悲剧审美意识，以现代美学衡量，它只是艺术悲剧的萌芽或初级的因素，与古希腊的悲剧相比，它是很幼稚的。
    四
    班固的人格审美模式虽说是以道德为主体，但在主体的涵盖下，也具有一定的多维性。这不仅因为审美模式的本身，是在儒家的从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之中确立的具有比较系统的、多维性的人论价值体系中生成的（虽然是偏于群体、秩序、规范、但也承认个体情感，意志和生命的价值），而且，历史人物人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往往使之必须作出多维度的判断。
    《汉书》人物传记毕竟是通过个体人格的感性显现而完成的，并不全是道德观念的图解。同是忠于汉室，苏武、霍光、金日禅各有不同。苏武之忠，透视着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和坚贞民族气节与卓绝隐忍的意志力；霍光之忠则含蕴着“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明决，果断的个性气质；金日禅之忠则显示着恭顺谨慎的性格。普泛的道德人格评价之下，亦具有不同的个性人格审美审视与审美情感的投射。隽不疑的策士之风，超凡脱俗的奇行异节；盖宽饶“则直高节志在奉公”，疾恶如仇，耿介自守的品行；诸葛丰“刺举无所避”刚正不阿的性格，以及杨王孙裸葬，胡建敢断，朱云折槛，梅福切谏，云敞葬师，九江视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圉矣”（《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在上述人格、行为的描写，评价中，对人物的个性、情感、品行都以不同的审美角度进行了肯定，体现了班固人格审美意识多维性的一面。
    而班固人格审美意识上的道德主体性，也并未完全僵化。本于儒家伦理秩序的道德人格的审美意识结构，亦不完全是单一和静止的，其中尚有一定的灵活性。班固强调伦理等级秩序的绝对性，但亦有其理想的规定性。如在皇权神授的外衣下，亦要求君主具有人格的道德属性：“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白虎通义·号》）企图以道德人格的自修去约束皇权政治的非理性因素。因此《汉书》对帝王皇室不尽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如评武帝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武帝纪赞》）既肯定武帝的雄才大略，又曲婉地批评其骄奢淫佚，不恤民力。霍光废昌邑王，若以僵化的君臣之礼规范，霍光尽可归入逆臣贼子之列。严延年就奏其“擅废主，亡人臣礼，不道”。（《严延年传》）然班固却认为霍光废掉荒淫无道的昌邑王是“匡国家，安社稷”的行为，且盛赞其：“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格气质。尽管班固的道德观及人格审美意识具有维护封建等级伦理秩序的功利目的性，然《汉书》的人格审美评价：仁爱、诚信、忠正、刚直、恭敬、节俭、礼让、廉洁等素质，以及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等等，确实含蕴着民族共赏的道德理想和人格素质。
    班固的人格审美意识对《汉书》人物形象的再现，具有能动的制导作用，审美注意的指向性、选择性制导着传感的报向和素材的取舍。人格审美的道德主体性，决定了审美视点易投射在人物人格的道德界限，使其能够敏锐地从对象的全部生活中抽取那些最能表现人格道德美质或丑质的素材。在《苏武传》中，对苏武留胡十九年的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作者选取了两次自杀，卫律逼降，啮雪吞毡，杖节牧羊，李陵劝降，呕血哭吊等素材，以表现苏武坚贞不屈的气节、忠于汉室的品德，杀身成仁的精神。在《霍光传》中，则于霍光一生选择武帝托孤、辅政昭帝，废昌邑王，拥立宣帝几事，旨在表彰其“匡国家，安社稷”忠于汉室的美德及“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质。人格审美情感的投射，既作用于人物人格质性的发掘，亦影响到语言的力度、品格、色彩。苏武形象之所以塑造得崇高、壮烈、富于感染力，正在于苏武的崇高的道德质性与主体的道德人格审美模式的完美契合，从而激活了主体的情感枢机，注入了无限赞美的情感。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内驱力，不仅强化了艺术表现力，亦有助于艺术技巧的调动。李陵的悲剧形象产生过巨大的悲剧感染力和审美效应，茅坤曰：“予于陵传不能不为之累欷而流涕也。”陈锡红曰：“陵数奇成千古遗恨。”黄省鲁曰：“观其送别子卿，恨恨无涯，可谓一字酸心，片语泪下者矣。④”若没有作者对其悲剧人格的深切的悲剧同情感、怜悯感的注入，何以能产生如此悲剧审美效应！何以能深入描摹出他的复杂的情感、精神世界！《汉书》中许多描写成功的形象，都透入了不同的人格审美情感，才使这些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得以较深邃的开掘和艺术的再现，从而获得了较强的审美效应。同时，审美情感注入的差异性，也往往影响了语言的品格。如《苏武传》崇高壮烈，《李陵传》慷慨悲凉，《韩延寿传》从容悲壮，胡建、朱云、盖宽饶、隽不疑等传则含蕴着一种刚健宏放的气质，而《李天人传》则写出幽怨哀婉。总之，人物性格的质性与审美情感的相宜投入，使一些人物形象的再现，获得了较强的艺术魅力，也使其语言在典重严谨的主体风格的涵盖下得以多维度的呈现。相反，那些缺乏审美情感的偏于理性分析或是唯以述史的方式而叙写的人物形象，则常常显得平淡干枯。
    当然，班固的人格审美意识在于《汉书》的人物形象，亦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基于儒家的伦理哲学与人的价值论而形成的人格审美意识体系，过分地强调了道德的主体性及对整体、秩序、规范的绝对服从，不仅存在着以道德的框架去硬性矩式人物的状况，存在着扭曲人物形象的现象，而且妨碍着人物性格的广泛而丰富的开掘与再现，人物形象也易于趋向类型化，限制了人物个性的充分表现。从班固自身而言，其思想体系和审美意识系统虽有汉儒的典型性，正统性，但他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文学家，因而在哲学与美学思想体系中存在着种种矛盾。施之于人格审美实践及评价中，也常有明显的矛盾现象。而班固的自身人格也常显示出现实压抑下的人格异化与理想人格间的冲突。所有这些对《汉书》人物形象的再现都不能不产生影响。不过对这位曾在历史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并对后世史学，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而言，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分析其人格审美意识与《汉书》人物形象的关系的意义亦即在此。
    注释：
    ①沈德潜《归愚文续》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270页。
    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98页。
    ④上均见葛鼎等合订《汉书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