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调适，即调整以求适应。政治学上的调适，指统治阶级调整传统的政治模式，以解决其所面临的矛盾，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同改革相比，在表现形态上，调适更带有惯常性色彩，不像改革具有间歇性；在手段上，调适具有缓进性，而改革则比较激进；在目的上，调适的目的性比较抽象、模糊，而改革则强调具体而明晰的近期功效。改革是调适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表现形态，或者说是调适的激烈表现手段。
    政治调适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社会变化的绝对性，决定了政治调适的绝对性。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哲学上讲，统治者只有调适，才能长久统治。但调适有度的限定，无论如何调适，都绝不可能越过否定自我的力度。统治者的调适总是在维护自我统治，证明自我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是统治者的本能。可见，调适的功能，首先在于保护传统，稳定秩序，加固统治，这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调适的功能还在于调整关系，转化矛盾，消除障碍，适应变化。政治调适就是认同传统、保护传统与修复传统、发展传统的统一。
    反过来，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调适性以及调适功能的体现程度，又要受到传统政治的制约。传统政治过于僵硬，政策的调适性就难以发挥；传统政治具有较大的弹性，政策的调适性就能得到较好的体现。当然，政治调适功能的发挥还具有主观性，即政府政策的变化主动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调适功能的发挥。主动的政策，是对社会矛盾的及时捕捉，它不仅可以迅速有效地化解矛盾，甚至可以防微杜渐。被动的政策，则是对社会矛盾的迟钝反应，它是矛盾在淤积难消时的被迫之举，结果往往是调适不力，矛盾难解。一般说，在一个政权的前期中期，传统政治的惰性在统治者身上不甚明显，政府政策的调适性功能发挥得较好。在政权的后期，传统政治的惰性在统治者身上充分暴露出来，政府的政策不仅迟滞被动，而且都带有强暴性，即使是一些补救措施，也只能是剐肉补疮之举。
    近代中国，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但同时又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外敌不断入侵、国将不国的时期。这种时代特征，不可避免地给清政府的调适政策烙上特定的时代印痕。
    （一）近代中国是传统的社会。近代中国是传统社会行将结束的时期，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积累得最为丰厚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发展极致的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的极度落后互为函数。传统政治中神圣化的权力意识、罗网般的社会结构、主义式的思想教条、像沉重的枷锁，锢禁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化。包裹在沉重的传统甲胄中的清政府，其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无可选择地要维护传统政治。当然，对于传统与进化的态度，清政府也并非一成不变。但这种态度的改变十分迟缓，是在外侵内乱的重重压力下的被迫调适。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政策也要在能否保持传统政治这一点上作出价值取舍。这便决定了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消极性、被动性及其功能的脆弱性。
    （二）晚清社会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晚清时期，传统政治的大厦动摇了。对于传统政治来说，近代化就是压力、挑战，也是传统政治获得新生的机遇。赫德曾警告清政府，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缺点除非能及时改正，帝国政府将难以对应新形势的挑战。①尽管清政府固守着传统政治的阵地，但社会的发展迫使它撤出部分防线，以作为应付压力的缓冲地带。由于清政府对近代化持消极被动的态度，因此它的政策往往是应急的，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短期行为，以一时一事的协和，求得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在适应中再求传统的保全。
    （三）近代中国是外敌不断入侵、国将不国的时期。在清政府看来，给中国带来耻辱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刚愎自用的清政府总算承认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这是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深刻的心理基础。赫德还曾说过，“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成为各国的奴仆。”②他的话当然不是善意的劝导，而是恫吓清政府扩大对西方的“开放”。但这句话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也可以说是一种启示。清政府是腐朽的，但对于沦为西方奴仆的地位，又是不甘愿的。它想自强，但已老迈无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慢慢调整自我，逐步适应近代化。这是无可奈何之奈何，别无选择之选择。
    二
    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近代这样，上层建筑如此频繁地进行调适。从力度来看，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840～1861年，调适的起步时期；1861～1895年，器物层面的调适时期；1895～1911年，体制层面的调适时期。
    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惰性和小农经济的顽愚有力地抵制着外部世界的挑战。但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③但纵观1840～1861年这21年，清政府这具“木乃伊”仍处于密闭之中。尽管鸦片战争已证明中外关系被纳入了不平等体系之中，但经过20年的体验，清政府才终于默认了这一点。这便有了以后清政府调适力度的加大。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真正的调适，是在1861～1911年的50年中。
    1861～1895年是清政府全面调适时期。1861年是继1840年之后中国传统政治发生又一重大变化的年头。1.英法迫使清政府接受平等对待外国政府的要求，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帝君临天下的观念。2.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汉族地方军事政治集团，对清政府的权威形成上挤下压的格局。这些压力与挑战，迫使清政府放松传统体制的禁锢，而作全面的调适。
    1895～1911年是清政府调适深化的时期，即由器物层面的调适到体制方面的调适。这个时期传统政治受到全面撼动。1.日本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耻辱，而日本由弱变强的道路又为中国提供了样板，走日本之路，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2.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帝制实际上有名无实，打着立宪旗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更加尾大不掉。3.几十年政治调适的积累和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使传统政治大厦受到日益严重的创蚀。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被历史推着向前挪动。
    但近代中国日益急迫的危机，仅靠缓慢的、点滴的政治调适是挽救不了的。然而，每一次调适毕竟为大规模的改革蓄积了元气。调适每经过一段历程，必然出现上层的改革或下层的革命，清政府最终尚未在调适中完成近代化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