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完整、系统地反映出1861～1911年中国传统政治的调适，我们把这50年的两个时期放在一起考察。
    （一）调整中外关系，适应国际环境。过去，清政府对外专意用剿，1861年后，逐步转向协和。清政府认为，洋人“志在通商”，这对天朝无大妨。既然中外交涉无可避免，那么“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一为适应国际环境，二为调整中外关系，三为减少交涉中中国的损失。于是，井底之蛙终于跳出了水面，以蠡测海，中外关系终于悄然调整了。1868年8月，大清龙旗首次在西方国家上空升起，这一年，清政府向西方首次派出外交使团。但第一个外交使团的任务主要是游历、考察，若非1874年清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台湾而付出赔款，还不会迅速向外正式遣使。李鸿章当时就说，假如中国向日本派驻使节的话，这次破费巨大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④1876年中国正式向外遣使，中国外交使节在国外真正执行外交公务，则是在1877年。而外国公使从1861年起就常驻北京，外国在中国专设使馆区，则是在辛丑条约中被最终确定下来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强硬地把中国拖上近代国际关系的轨道。
    （二）调整产业政策，适应近代化要求。中国传统的产业政策是压抑工商，一方面把工商视为政治集权体制的异物，另一方面尽力把工商业国有化、计划化，使之在独裁统治的狭小圈子里活动，结果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封闭性，产业目的的自给性，虽然到明代中叶以后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它始终逃不出专制政治的魔掌而长成独立的参天大树。西方先进的枪炮使清政府对近代的生产力始惊后惧再慕终习。清政府的这种意识流变是中国传统产业近代化的必备心理条件。清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首先从中央开始，奕倡办了一系列新式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尽管初始的洋务事业多为旗人所垄断，但旗人毕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且中央的口子一开，汉族地方官僚便纷起效尤。汉族地方官僚权大，易集资；他们处于战争前线，对洋务事业更有发言权；他们多与洋人有来往，洋务事业能得到洋人帮助。这些因素的综合，使洋务派能成为中国近代化第一个浪潮的领头雁。他们是身背传统包袱最重的人，也是“穷则变，变则通”思想的先行者，这其中隐含着传统政治的萌动。洋务企业从产业结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到企业管理都对中国传统产业进行了革新。由此而开创的风气，刺激了非官方的民间企业的大量出现。清政府对民办企业既不能控制过死，又不想放得太松，于是，企业管理中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出现了。这些形式反映了清政府既保守传统，又不得不对传统作有限调适的政策矛盾性。反过来，中国近代化的不断推进，又迫使清政府不断调整自相矛盾的政策，逐步适应近代化。戊戍变法时，光绪曾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上谕，变法失败后，这些上谕俱成废纸。但仅时隔数年，清政府又不得不制定章程，奖励工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戊戍变法的历史地位。
    （三）调整教育政策，适应近代教育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是封建专制国家的软组织，学校成为连结国家政权与宗法关系的纽带。传统的教育思想强调德育，即培育学生明礼成仁，尽忠尽孝，然后才是智育，否认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否认智育是教育的起源。传统教育下的人才模式不是追求革新进取，而是绵羊式的政治驯服工具、奴婢式的六经诠释机器。并且，通过科举制度把教育纳入官员选用的体制之中。
    近代以降，传统教育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是军事长官缺乏近代化军事训练，不适应近代化战争，中国屡屡失败；一是国门大开，洋物涌进，中国缺乏既懂外语又谙洋务的外交人才。这样，调整传统的教育政策，开办近代教育，就成为清政府整个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可见，中国近代教育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功利性。1862年清政府创设同文馆，学生从穷苦的旗人中招收。同文馆第一期仅招10名旗籍少年。同文馆招生的情况反映了清政府既默认西方近代教育，又与传统教育相妥协。地方办近代教育，步子比中央大，上海、广东等地的广方言馆，虽参照同文馆的办学体制，但招收的学生是满汉少年。旗人多已汉化，清政府虽对汉人心存猜忌，但不能隔阻满汉合流的趋势。
    清政府初办教育，只是应外语、制器、兵制之急，但这远满足不了近代化的要求，出国留学势成大局。1872年中国出现留学生，传统的单向教育被打破了。中国近代留学史由官派开始，其势一发难收，且自费出国者日渐占主导地位，这些人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潮头人物。而留学风气之蔚然，又与像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一大批官僚的鼎力分不开，再进一步说，它也是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调适的结果。
    近代教育的前趋指向是对于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上述只是传统教育内容、体制的适度松动，但它却为以后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铺设了路基。科举制度是传统教育制度的一大支柱，日益受到近代教育的冲击。作为妥协，清政府按照各级政府的建制设立各级学堂，以与科举考试相对应。新式学堂和私塾学生均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亦有所时新。但两种学制并存的调适办法却终难通行。一方面，旧式士子抱着科举不放，而私塾又受到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具有新思想的学生不愿把精力放在科举场上，废止科举的呼声日渐高涨。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全国举人“公车上书”，对八股制发起了集团军式的冲锋。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便是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西太后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从1902年起废八股文。1905年西太后正式诏废科举（武举则在1901年被废）。次年，作为管理新学的中央行政机构--学部成立。
    （四）调整权力分配，适应满族汉化需要。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皇族垄断权力。随着王朝的衰落，地方主义日渐抬头。清朝是满人坐主，又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民族矛盾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激烈。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满族皇室力量与汉族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纷争。满族王朝要统治人多地广的汉族，仅靠强硬政治和武力征服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地位的稳固必须主要靠与汉族的协和。而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如强大的磁场，吸引满人不自觉地进入汉族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之中，满人逐渐被汉化了。1864年甚至出现满人汉文考试中状元（崇绮）的现象。汉文化的渗透，使清权力不断发生位移，这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差异问题，也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集权的松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