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内阁大学士、满人文庆就曾密陈破除满汉畛域之见，先后举荐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璋等人率军镇压太平军，均被朝廷采纳。汉族地方主义也在镇压太平军中得一大发展。但直到1850年前后，满人仍占一半京官和2／3各省总督、1／3各省巡抚。⑤到60年代，满人在地方的势力便逐渐被汉人取代了。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地方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汉族总督、巡抚们不仅操有地方行政实权，且拥有左右政局的军队和数量很多的近代企业，不少满族官僚甚至也成了洋务派中的活跃分子。洋务派对中央态度的离合，直接牵系着清政权的稳固与否。但经过甲午战败的戊戌变法流产，汉族地方主义一度受到了抑制。但经过义和团运动后中央与地方的反复较量，西太后终于确认了汉族官僚的实力，她又亲手扶起了被打倒的地方实力派，西太后自己也走上了洋务之路。以后，虽然出现了“皇族内阁”，但遭到各省立宪派的猛烈冲击，清王朝日趋孤立。
    （五）调整政治体制，适应民主化潮流。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为此清政府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它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员，而是由两江总督（后为两广总督）兼充的办理外交，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该大臣的设置，反映出清政府机构开始在半殖民地轨道上运行。1861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称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通商大臣同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驻北京。他们拒绝与固守传统礼仪的理藩院打交道，要求清政府在中央设一专门的外事机构。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取代了理藩院和五口通商大臣的地位。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政府机构的重大调适，而这种调适本身，是中国政治半殖民地化的产物。到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权力更大。这是清政府为了适应买办化而作的又一次机构调适。
    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的第一次真正调适，为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一次激烈的调适方式，表现为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政府组织机构的个别调整。这场自上而下、全国规模的变法，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她被迫暂退幕后。事实上，西太后并非是反对变法的死硬派。民族危机与朝野变法呼声使她不能不作政治上的妥协与调适。她看到光绪送去的康有为上书后，“亦为之动”，并令五大臣召见问话。西太后与光绪的斗争，不是要不要变法的斗争，而是调适的手段（缓进的或激进的）之争。庚子战争后，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央集权近乎瓦解，再不变法，传统的权力体系将完全倾覆。一是下层反清暴动时时威胁着朝廷无法按旧有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一是以洋务派为首的地方督抚独立倾向严重，并打着变法的旗号离散中央的权威，他们与洋人联手，不保中央保外侨，反对太后建储，公开表示对光绪的亲恋。西太后被迫在流亡途中下诏变法，这实际上是对光绪变法的认同。所不同的是，两年前的变法是光绪领导的，这次是西太后自己领导的，目的在于既可调适与地方主义、洋人的关系，又能保住自己的权威。“新政”是清政府调整传统政治体制的一次实质性行动。它昭示着宪制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必然趋势。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清廷的强人政治结束了，“大一统”的权力象征中心倒下了，地方主义遂大加抬头，并同立宪主义纠合在一起。迫于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一步步调整与各派的冲突。1908年宣布9年预备立宪。1910年在立宪派请愿下，清政府再次让步，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颁布新的内阁官制，决定取消军机处与旧内阁，集权于新内阁，在议会监督下，新内阁作为君主立宪政体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但辛亥革命最终破灭了清政府君主立宪之梦。
    三
    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其过程是缓慢的，其结局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列强的侵略既刺激了传统政治的被迫调适，又是对传统政治调适的极大阻梗与破坏。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列强侵略“不仅分散了政府与现代化者的努力，而且蒙受了军事上的浪费与赔偿。其数量极为可观，不然都可以用于自强。”⑥也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⑦
    费正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积极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的落后在于自身“明显的惰性”，“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我们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的长期迟滞不前，确实主要是内部的惰性所致，其政治上的表现是政府调适不力。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化的迟缓，主要是帝国主义造成的。1.资本主义伦理学，就是强权伦理学。强权与弱势相较量，吃亏的总是后者。2.从哲学上说，内因决定外因。当列强进入中国后，它就不仅仅是外因了，而且也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因。不平等条约渗透到中国的一切领域，丧失主权的中国政府，其职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主动的调适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近代化首先必须是民族独立，就这一点讲，帝国主义是导致中国政治调适不力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不如说是西方强权导致了中国调适不力。3.正因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下层革命--主要的、政府调适），才使中国只成为半殖民地而非殖民地。
    （二）从中国的内部看（仅从政治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调适缓慢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1.被动调适。清政府对西方的挑战尽管回应，但确实不力，不是持主动、积极的态度，而是消极被动，并且带有应急性。列强打一下，下层人民革命促一下，政府就调一下。即使在调适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反复、倒退。2.政府中领导调适的力量缺乏近代化精神。他们或者是传统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背负着过于沉重的传统包袱，他们之所以调适，多是把维护传统、挽救传统危机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求得在传统内进行调适。西太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是变法、立宪的活跃分子，但同时也是一个权力狂、帝制狂。洋务派身上很难说有多少近代化素质，他们可以办很多的洋务事业，就是没有办一件超越传统政体的事情。尽管有的洋务派后来转向维新派，但这种转变更多地表现为地方主义膨胀，有的则是见风使舵，如张之洞。就是维新派领袖的身上也是传统性多于近代性。康有为变法的主导思想之一便是防止下层造反，维护帝制地位。变法失败后，他更是回归传统，组织保皇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翁同禾是力主变法的帝党骨干，同时他却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学说，憎恶君主立宪主张。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甚至不惜改变初衷，出尔反尔，迎合守旧势力。即使是立宪派，相当多的人不是地方主义者，就是投机钻营分子，有的甚至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分子。3.指导思想保守。近代中国的危机，如果仅靠点滴的缓慢的调适去解救，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想作激进的调适--变法、新政时，机遇已经错过了。近代化就是变。变的观念确实是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思想基础。这种来自于“易经”的变的观念，被洋务派、维新派接受为一种循环的思想，而不是向前发展的思想。他们所期望的，只是革除弊政，矫正败坏，恢复传统的秩序，所谓矫枉而不过正。近代中国政治调适的理论是“中体西用”。这是近代的传统主义，也是当时内外压力下不得已而提出的调适性思想。过激不行，顽固也不行；近代化要搞，传统也丢不得。保留“体”，顽固派能接受；承认“用”，洋人也欢迎。洋务派、维新派利用“中体西用说”可实现自己的理论，西太后利用它可制约各方，强化自身的权威。应该说，“中体西用”的调适是切合近代中国统治层内各派力量的最理想途径。从文化学上讲，“中体西用”思想是科学的、辩证的。但从近代的实践来看，这一思想的价值中心在于维护帝制之“体”，恰恰是“中体”妨碍了“西用”。从这一点上说，“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调适的理论是保守的、落后的。上述诸点，反映出传统政治文化堆压在近代的包袱过于沉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极度发达，统协性、整合性功能极强，它一方面导致了集权制度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先天缺乏否定自我的心理机制。到了近代，虽然落后了，但是传统制度僵而未死。对于晚清政府的延宕机遇、调适不力，我们必须批判，但不可过激、偏执。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岂可因鸦片战争而崩坍。否认这一点，便是对历史的无知。
    晚清的政治调适尽管失败了，但它仍有其进步意义。1.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社会，只能算是处于近代化的过程之中。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上层建筑的调适、变革是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清政府对于传统政治的调适，自觉不自觉地把上层建筑纳入了近代化的轨道。2.它同时在客观上为加快中国近代化步伐创造了条件。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其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进步，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要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弹性运动。外国先进生产力以及中国内部新的经济因素，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变革。反过来，上层建筑的调适、变革，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创造了条件。
    本文于1994年12月5日收到。
    注释：
    ①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第14～15页。
    ②④⑤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358、3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⑥参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38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