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治史的最根本特点，就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的史学致用实践及其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对这一问题作历史回顾和研究，是必要的。
    一、吕振羽的史学致用实践
    1932年，刚刚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吕振羽，来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生涯便开始了。宏观上看，他的史学致用于社会实践的历史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社会史大论战时期，第二段是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段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改组派”、“新生命派”的活跃分子，纷纷撰文著述，从历史的角度论证蒋介石政权的合理性。他们的文章，一是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普遍意义；二是否定现实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新生命》杂志第2卷第8期的一篇《编后语》说，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由皇帝至殷，“采奴隶制度”；第二期由周至秦，“为封建国家”；第三期由秦至最近，为“官僚国家”，不过，由于1927年“国民革命的完成”，“中国完全进入了现代式的国家”。公孙愈之（顾孟余）的一篇文章还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战国已经“消灭”，当今“暴动没收土地，难免引起普遍的反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坚决猛烈的批判和反击。
    至抗日前夕，吕振羽的主要代表作有三本：一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3年出版）；二为《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出版）；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出版）。他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尖锐批驳了“新生命派”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错误阐释，以及非奴隶社会历史阶段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他指出，中国殷以前为史前社会（即原始社会），殷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封建制开端，鸦片战争以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写道，中国历史进程“完全和其他世界各民族一样，并不是从另一星球上飞来的”；①“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②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深入阐发了这一社会史观点。《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针对“新生命派”代表人物陶希圣以其错误的历史观讲授中国思想史，引起不少青年人的思想混乱而撰写的批判性著作，他在序言中写道：“从历史上来给予时代比较系统的暗示，则又是我的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③
    吕振羽的三部著作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样，给人们的启迪是深刻的。刘大年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现在就象《桃花源记》上所说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他写道，“中国古代社会从文明以来一直隐秘着的谜底……首先是郭沫若和吕振羽揭开了……起先看起来，不为人所重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表面上并没有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实际斗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它向人们有力地指出，中国社会历史从何处来，将要奔向何处去，昭然若揭”。④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吕振羽史学致用于现实的又一重要时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和光明与黑暗中国的决斗时刻接踵而至。吕振羽把握时代脉博，环顾社会风云，又撰写了三部重要史学著作，即《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
    《简明中国通史》主要着眼于对国内民众的中华民族史教育。上册于1941年2 月撰就，同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绪言强调，“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它”。⑤期望历史教训能激起全国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义愤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书下册出版于1948年，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开始，吕振羽说，“从历史上阐明土地问题和历代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及其正义的斗争，“成了本书的又一个主要任务”。⑥吕振羽并认为，当时日寇虽已投降，但美国已帮助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因此，向群众进行反侵略反卖国投降的爱国主义宣传，仍是极其重要的”。⑦他试图以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唤起人们崇高的民族感情，激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与此相仲伯，《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用心于对日本法西斯文人侵略史观的批判。秋泽修二的《东洋哲学史》、《支那社会构成》说中国社会向来都是“停滞”、“退化”、“循环”的，必须靠“优秀的”大和民族、“皇军的武力”予以“最后的克服”。《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对此给予坚决的抨击。吴泽先生说：“这场批判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对激发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起了重要影响”。⑧
    很显然，一切有影响的史著，主要是时代造就的。时代每发展到关键时刻，都需要卓越的史家的指点，在吕振羽的著作中，《中国民族简史》还不能说是很有份量的学术杰作，但它的影响仍然不胫而走。很清楚，作者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对各民族发展史的大体的科学分析，很巧妙地抓到了时代的症结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考虑的：“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⑨当时的一些书评都提到，《中国民族简史》所提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问题，点到了社会最关紧要的内容。
    吕振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很遗憾，他60年代失去自由，“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恢复自由后已是病魔缠身；所以，他建国后倾尽心力为国家作贡献的黄金时期，还是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十余年。他的《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和《史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可谓这一时期撰写的两部代表作。
    建国初，吕振羽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也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华岗、尚钺等很多史学家努力从事的工作。他向干部、教师、学生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以唯心史观研究历史，决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就是要把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轨道上，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复现出来”。⑩他强调，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阐扬和宣传爱国主义”；（11）他坚决反对民族自卑心理和崇洋情绪，指出这种思想障碍的存在，“就不能丰富地、恰当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12）他还亲自撰写颂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灿烂文明的文章，以激励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吕振羽的相当部分文章转向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如《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载《民族团结》1958年第4期）、 《从远古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 《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论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载《新建设》1962年第1期）、《新疆和祖国的关系》（载《民族团结》1962年第2期）、《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等。他的基本结论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特点为：“居住地区的不可分割”、“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以及“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至于若干分裂政权，“都在中国的统属之内”。（13）这一结论对于中央政府确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重要咨询意义。周恩来在一次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谈到，中国不具备搞联邦共和国的条件，“历史并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14）他说：“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家讲一讲中国的民族关系史”，“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是希望他能多写一点”。（15）从吕振羽的史学致用实践中，人们不难发现其若干特点。首先是一以贯之，自走上治史道路，便没有忽略过致用问题，其次是始终抓重大课题，体现时代精神；其三是抓到课题便迅速写成专著或系列文章，推向社会，力求功效和影响。
    二、吕振羽的史学致用思想
    吕振羽的史学致用思想决定着他一生的史学实践。他在很多演讲和论文中，阐述了这一思想。如《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载《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谈史学--致青年同学》（载《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怎样研究历史》（载《中学生》1941年第42期）、《关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载《史学研究论文集》）、《怎样学习历史》（载《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等。这些文章涉及到史学为什么必须致用、史学如何才能致用，以及和史学致用有关的种种问题。
    史学为什么必须致用，属于治史的目的问题。即是说，史学家为何研究历史？纯粹为历史而历史，还是出于现实目的而研究历史？吕氏著作中，对此看法始终是鲜明的。他反对钻象牙塔式的史学研究。30年代初，他在投入社会史论战时就谈过这一问题。他说，为了弄清现状，必须深究古代发展过来的道路，“这一问题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作”；他写道，这项工作，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从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16）40年代，他对这一问题有更深的阐述，他说，我们绝非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历史科学应该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应该对人类实践的创造的路线、方向、目标，“尽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他说，抗战中的史学研究，应该着眼于“加强抗战建国的指导原则和实践动力”，这是现实课予我们的任务”。（17）建国后，吕振羽继续有许多这方面的阐述。他说过，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们活动的主流，从来都是为当前生活的现实和理想的未来，不曾为着古人而生活而活动的，“生动、具体的人类历史，就是这种活动的长河，人类就是这样去适应于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创造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依据客观规律办事，正确总结和运用历史教训，从而“促进革命干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18）他还对干部强调学习历史的意义。他说，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学历史而学历史，“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认识、掌握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19）
    很清楚，吕振羽的从30年代开始的治史目的论，始终把解决社会最急迫的现实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求史学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祖国强盛和光明未来服务。这体现了他勇于面对现实、积极干预时务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他撰写一部部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史学著作。
    我们再看他关于史学如何致用的思想。笔者以为，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揭示规律。在吕振羽看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向人们揭示历史发展方向，教育人们顺应历史主潮前进，应是史学体现它的时代精神的第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从而“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非常重要；（20）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是对原始社会规律的揭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革命规律问题的科学总结。他强调，为了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党史和中国近代现代史，就能极大地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及其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21）其次是发挥历史的垂鉴作用。仔细阅读吕著《简明中国通史》，便会对这一点有深刻印象。在这本著作中，他很仔细地记载了历代民族英雄的不朽事迹，称赞他们“凛然正气”、“报国成仁”、“赤心忠胆”、“久垂不朽”；他说，下层群众以至中层群众，“蕴蓄了民族斗争之无限伟力”，而平时交谈孔孟之道的高官、大将，在民族生死存亡危急关头，“无一肯为民族死节”。（22）他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回顾也颇详尽，认为他们那种始终坚决、“不动摇不受收买”、“斗争到底的精神”，“是中国人民优良传统的表现”，“中国人民的光荣”。（23）吕振羽特别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他写道，“历史证明，不论反动统治者如何强大，阴毒和险诈，最终都是在人民面前一个个地倒下去了。同样，不管现代帝国主义如何凶恶，也必然地要倒下去的”。（24）吕振羽要求历史家重视这种以总结历史教训形式服务社会的垂鉴功能，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激发爱国热忱和革命激情。第三是批判继承历史遗产，他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表达自己的意思，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又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5）吕振羽解释说，毛主席这段话，是“要我们把历史放到一定的科学地位”，“要我们把古人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26）
    全面考察吕振羽的史学致用思想，还可发现，他的所谓“致用”，强调以“求真”为基础。这种“求真”，又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二是准确把握史料，即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关于前者，吕振羽认为，最要紧的是反对公式主义。所谓公式主义，就是不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用千篇一律的公式硬套各国历史。“从形式上看，他们好象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但在实际上，由于他们抽去了各别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只不能重新复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面貌，并使历史科学变成没血没肉的僵尸”。（27）关于后者，吕振羽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史料的态度。他说，这些导师在解决任何一个理论或策略问题时，“无不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批判地审查和严格地选择材料”，“反对任何只凭个别现象主观的臆想和轻率武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绝不使用未经批判审查的第二手材料”。（28）吕着重指出，“我们对史料的批判审查或考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繁琐考证，或者史料就是史学的谬论，是有根本区别的”。（29）
    诚然，在战争年代，吕振羽也有一些应斗争需要而匆忙撰作的史著，在学术性方面显得不足。建国后，他正是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才提出了史学致用的基础问题，即只有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和正确的史料批判基础上的著作，才是“求真”的史著。“求真”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著作，一定会有震憾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