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若干评价
    吕振羽的史学致用实践和史学致用思想，首先有一个时代属性问题。众所周知，史学致用于现实，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在中国，这个传统形成很早。孟子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讲的就是孔子写《春秋》的经世作用。司马迁写《史记》，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目的还是为了“自镜”，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指导思想更明确：“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者所以知今，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近人梁启超则称：“历史的目的在于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章太炎也认为，遭世衰微，应从史中寻政术良策。吕振羽显然不同于上述这些史家，他的史学致用实践和史学致用思想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0）
    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着手进行一场崭新的社会革命时，同以往任何代表新兴生产力的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也要用史学开道，以一种新史观说明现实社会的由来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向；由此，诞生了致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吕振羽便是其中的一位战士。吕振羽的史学致用实践和思想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和草创性。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专著；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最早提出了殷商奴隶制和西周封建说的理论；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他的《中国民族简史》又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史。这些开创性著作的成功，有某种历史的机遇，更由于吕振羽本人的努力。所谓历史的机遇，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刚刚兴起，到处都有可以开垦的处女地；所谓个人的努力，就是作者主观上的勇于开拓和积极进取。正如他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所说的：“在今日的可能条件下，去探究中国史前的社会，无疑是带着几分冒险尝试的性质。然而在时代的需要上，这种冒险的尝试，似乎还是必要”。（31）这种“冒险的”“尝试”，正是他成功的关键。当然，草创有草创的不足之处，但提供给人们的启迪其意义非常重大。
    吕振羽史学致用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践第一。他认为史学不仅要致用于现实，而且，史学家本身就应是投身社会革命的实践家。他本人在社会第一线的活动相当多。如他是社会史大论战的干将，又参加过国共南京谈判；他是抗战时期与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者，又受命创建过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并到延安任刘少奇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领兵打过仗；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负责人。这些经历中，相当部分属于革命第一线的活动，正是这些前沿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激发了吕振羽很多历史研究的灵感，找到了由今探古、由古探今、乃至启迪未来的结合点。他说过，有志学史、治史的青年，应注意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溶合于群团、实践的生活，才能正确理解现实，从而也正确理解历史，并对“人类实际的创造的路线”，“尽着正确的指导作用”。（32）他强调，史家必须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一定程度的群众实践活动的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33）要力求经历一些较完整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他说，人类社会无限丰富，也无限复杂，不可能、不必要对它每个过程都作实践的体会，但，必须“尽可能多地”“去熟悉各种各样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至少要有一些亲自经历的较完整的体会”。这种实践，就是“创造历史的活动”，也是“活的历史”，而有了这一体会，对于正确治史大有益处。（34）吕振羽的这些想法，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非都仔细谈到过。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切身体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吕振羽曾就自己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理解上误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作过自我批判，也曾就自己30年代的著作中，把殷商奴隶制说成种族奴隶制的见解，作过检讨。在争取新中国诞生的年代，为了从宏观上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吕振羽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不是十分深入，对若干史料的处理也有疏误，吕振羽曾就《简明中国通史》的史料疏误作过解释。他说，写这本著作的下册时，“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报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35）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面临成堆的现实需要解答的问题，一方面又面临研究条件的窘迫，要做到理论阐述的十分周到，史料引用的丰富精确，确实也非一件易事。
    吕振羽在《史论集》的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史学战线上，……能自觉地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个集子所收集的论文，也都是从这种自觉出发的，这在方向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吕振羽的这段话，是他史学致用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表述，他所说的史学“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亦即“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坚持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认为历史学从来就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只有直率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史学为当前政治服务”之类的口号，不能完全概括历史学的功能，因为历史学除了有揭示规律、鉴往知来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提供历史知识、开拓人们视野的作用。有的学者则提出，“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片面、偏狭，往往造成歪曲历史的后果，“难道历史学只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教育之事业服务吗”？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吕振羽的这段话，其内在的涵义有两层：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强调史学体现时代精神。事实上，吕振羽的主要史学成就，大部分史学成果，主要出在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这个时期，这是党领导人民推翻旧中国、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即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时期，所以，吕振羽治史主要“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36）如果是今天，吕振羽的提法可能会更加全面。由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史，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党性，同时还应该把准自己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为满足时代的迫切需要而选课题、搞研究。离开现实社会需要，史学不会有生机、不会有前途。如果说，在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配合党的政治斗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给革命提供理论依据；那末，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为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咨询意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历史研究的天地会比前辈史家更广阔，吕振羽所提倡的、本质上十分正确的史学致用思想会进一步得到发扬，他所来不及考虑或还未考虑到的问题，也将由后人去考虑、去完成。
    注释：
    ①②《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版第82页，第32页。
    ③《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版自序。
    ④参见刘大年《开拓者的启示》，在“纪念吕振羽同志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1986年10月。
    ⑤《简明中国通史》（上）生活书店，1945年版第5页。
    ⑥⑦《（简明中国通史）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修订本。
    ⑧参见《吕振羽史学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1987第1期。
    ⑨《中国民族简史》光华版第1页。
    ⑩《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第1页。
    （11）《史论集》三联书店版第116页。
    （12）《吕校长对全校人员作动员报告》，载《东北人大》第24期。
    （13）参见《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14）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5）参见《吕振羽史论选集》第485页编者注。
    （16）《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载《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8期。
    （17）《谈史学--致青年同学》，载《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
    （18）《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19）《怎样学历史》，载《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
    （20）《谈史学--致青年同学》。
    （21）《怎样学习历史》。
    （22）（23）《简明中国通史》（下）三联书店，1951年6月第5版第545-546页、第430页。
    （24）《怎样学习历史》。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701页。
    （26）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页。
    （27）（28）（29）《怎样学习历史》。
    （3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4年版。
    （31）《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版，第1页。
    （32）《谈史学--致青年同学》，载《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
    （33）（34）《史学研究论文集》华夏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1、48页。
    （35）《吕振羽先生来函》，载《光明日报》1950年9月3日。
    （36）50年代后期，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吕振羽的有些阐述也有欠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