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领导的；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从而否定了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说法都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对此，本文做一系统阐述。
    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就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从1840～1914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彷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要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是有历史发展的渊源。这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维新派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年轻的陈独秀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陈独秀在1897年19岁时，读《时务报》，与安徽维新派人士来往，与乡里瞀儒进行辩论，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并自撰自印《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廷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侮。
    1904年，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三爱：《亡国的原因》，载《安徽俗话报》，1904（1）。）这就是说，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缺乏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陈独秀曾反省自己直到1901年23岁时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下，才开始考虑国家问题。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内容新颖，言论精彩，《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在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后，这些人也像陈独秀那样被卷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么，这个现象可以视为第一次“革命压倒了启蒙”。实际上，用“思想启蒙让位于政治革命”来表述更为确切。当时的形势给人以错觉，以为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像一座要倒塌的破房子，可以轻易推倒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从改造国民性开始呢？
    按照陈万雄先生的研究，“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一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这股反传统的激进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当时国民甚至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多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二是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政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又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三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这股“潮流”是不是“断流”了？
    其一，这股“潮流”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这股文化革新潮流，也不能高估它的启蒙作用。
    其二，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是“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是“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载《新青年》，1924（4）。）如同康有为那样， 不少辛亥革命志士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章太炎甚至在他主编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上公开宣称：“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返古复始，人心所同”。（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载《民报》，第 8号。）
    其三，辛亥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复辟派的镇压下，这股文化革新潮流“断流”了。为了配合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活动，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掀起一股尊孔崇儒恶浪。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暴露出孔教“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怎么能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4年，陈独秀首次以“独秀”笔名，在《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判传统的国家观，指出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即没有建立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奔波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总结，反映了无出路的苦闷，但同时也标志着对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首先不是还在热烈争论的“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上的选择，而是提高国民的“自觉心”。怎样提高？一时还没有考虑成熟。但是由于文章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国家的心情，采用了以上“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如他所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所以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当时就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是为论。”（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第1 卷，第6号。）
    章士钊请陈独秀回答这些责难时，被陈拒绝。但是，当数月之后，章发表文章为陈辩护时，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爱国心“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梁启超就是一个。他说：如今“举国人娟娟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为敢质言耳！”（同上。）李大钊说：有一友人，初批陈文“伤感过甚”而不以为然，后经燕京之行，再“悟其（陈独秀-引者注）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所以，章士钊盛赞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同上。）
    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终于认识到首先要进行一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所以，陈独秀当时对至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集》，1版，下册，29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这大概就是他次年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初衷了。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 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和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争人权与争国权联系起来了，即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而且他和战友们在批判旧伦理、旧教育、旧文学时，处处紧扣救亡主题。
    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独裁的政治体制，支撑它的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儒家伦理思想（以及只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制度、认天命的佛教思想、主张退让的老庄哲学、文以载道的旧文学等），还有时刻想灭亡中国而遭到抵制后通过支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过去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直接攻击封建政治体制，而没有触动它的三根支柱。现在，新文化运动则全力攻击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推倒这个伦理，解放中国人民，使其个个成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就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这些文化革命运动，起先是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发起。1917年1 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后，得到蔡元培的支持，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得以吸收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人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组成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新文化阵营。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凝聚到《新青年》周围，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
    第一，新文化运动干将和这些被《新青年》唤醒的青年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以上攻击时，必然会引起反扑。封建保守势力自知无理，就采用极不光明的手段，唆使军阀政客用政府力量进行镇压和迫害，甚至在国会中提出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的提案，要求把陈独秀等人驱逐出北大。所有这些，激起新文化战士和广大青年更加昂扬的斗志，并把文化运动转为政治斗争。如陈独秀在回答攻击时所表示的，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第二，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再者，新文化运动是针对国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关心个人前途，不关心国家命运即不关心政治的劣根性而发的，因此当国家发生危急形势时，怎能不予以关心。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陈独秀：《答顾克刚》，载《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 卷，第5号，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