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救亡运动准备着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而召开的巴黎和会，将决定德国掠夺去的我国山东权利是否能归还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在继续维持《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于12月22日，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这份周报，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指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接过当时人们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借用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屡次发表的演说，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它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当时陈还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对其能在巴黎和会上主持公道，充满着幻想。然而，正是后来这个幻想的破灭，才促使五四运动猛烈的爆发。
    接着，12月29日，陈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载《每周评论》，1919（2）。 ）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的斗争，陈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 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进行斗争的具体方式：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群众性的政党团体。他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除三害》，载《每周评论》，1919（5 ）。）
    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由“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将“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态势时，《每周评论》又立即发表陈独秀《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并批判威尔逊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三四月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国山东权利的野心时，《每周评论》立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自“二十一条”、“日中军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权利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这里，实际上已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更高更具体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吹响了“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不断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力图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 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数政府从签订“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再到禁止国民集会，逮捕爱国学生，逼走大学校长的种种罪恶，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
    5月18日， 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和有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载《每周评论》，1919（22）。）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时发出战斗檄文， 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鲜明而有力的战斗口号：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载《每周评论》，1919（23）。）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监狱与研究室》，载《每周评论》，1919（25）。）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便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
    特别是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又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中，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而且要“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要求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的职务，还要求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了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并引导了运动的发展。这也雄辩地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
    【参考文献】
    1独秀文存。1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李大钊文集。1版。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版。上册。香港：明报出版部，1981
    4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版。北京：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