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他的主要特点是运动的组织者、支持者和学生的保护者）。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到北京，聘为教授，还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为阵地，组织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为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收到了扭转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同时，蔡元培本人也有类似陈独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之责。1919年3月18日， 蔡元培曾给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陈独秀在1940年3 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载《中央日报》，1940-03-24。）
    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适而不提李大钊，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来看，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李是陈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时思想上一致且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坚持下去的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 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钊留在北大直接指导学生运动。他带领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胡适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在这些方面，他的功绩和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不在陈独秀之下。但他主张政治救亡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有（由）成年人去料理”。学生“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运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策”。这种思想主张，在政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高潮过去后，他的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第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除了与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 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就有高一涵、 王星拱等人。
    第三，群众基础之二--《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作者群。五四运动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九十多人。这些人，在与陈独秀一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影响后，其中一些人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如恽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等。
    第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国思想洗礼的人们。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 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读者通信，就有178 封（自然是来信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就《新青年》而论，1917年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销路骤增到一万六千余份。若一人读一份，就是一万六千余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及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衷心拥护、接受影响并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肯定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中文1版，1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引者注）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胡适选集》，1版，1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其中许、易、段三人，早在1918年5月21 日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的示威大请愿中，就是“求见大总统”的八位学生代表中的三位。这次请愿被视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请愿结束后，他们就联络北京和津、沪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组成了国民社。
    许德珩在谈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在陈来北大之前，他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陈的文章，后来又读《新青年》。原来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改革。许认为，陈是首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他的印象很深。五四以后，许与陈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1919年秋，许准备赴法勤工俭学，陈和李大钊两次参加欢送会，陈还在会上致词，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并对国民杂志社社员诸多鼓励。
    段锡朋以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 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 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运动领袖。
    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是傅斯年，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是罗家伦，谒见美国公使的四位学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傅、罗当时与陈独秀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在陈独秀等人和《新青年》的教育下，他们热烈拥护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为了支持和扩大这个运动，希望创办一个学生刊物。1918年秋，当他们与文科学长陈独秀讨教这个想法时，得到了陈独秀意外而热烈的支持。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下，他们从校方得到了出版这个月刊的经费和物质方面的援助，于11月19日正式成立“新潮社”，次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创刊号。从此，它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最有力的一个战友，印数有时高达13 000册以上。而“新潮社”的成员，除了傅、罗外，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他们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六，群众基础之五--当时同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得相当活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两党分别从1918年春天和五四运动后期起，它们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就与《新青年》互相呼应，宣传新思想，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