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