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浇ソ馓濉Ｒ徊糠钟涤胁聘坏牡刂鳌⒐倭拧⑸倘丝纪蹲视谛率焦ひ担俳酥泄褡遄时局饕寰玫姆⒄埂５保饨ㄖ饕逵氲酃饕宓乃嘏贪姑褡遄时局饕迤笠档貌坏接τ械谋；び敕⒄梗鹦滦俗什准兜牟宦Ｋ恰坝谕蛩乐星笠簧┫Ｍ猩屏贾敌斜；げ抵撸赣兴锸讯窦窗病！盵1]（P5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 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 ）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 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 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