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除传说资料中提到商设有史官外，在甲骨文中也得到了证实，但史官的地位、身份、职务，已不同于原始社会掌管记事人的身份了。夏商的史官是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员，是协助王起草政治文件、记录国家大事。《周礼·春官》载："史掌官书以赞治。"夏商史官是掌管"图法"、"官书"，辅佐王治理国家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进行统治的官。见于甲骨文中的商朝史官有"史"、"卿史"、"御史"、"作册"、"尹"、"卜贞"等，《尚书·多土》篇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云："典，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像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册就是管理国家的文书，即"官书"，《尚书·盘庚》篇亦云："王若曰：'矧予制乃短长之命。'""短长"，指官书简册。《国语·楚语》亦云"武丁作书"，都是指"官书"。因此商的史官职务，就是起草文书，掌作册，和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占卜，做好王管治国家的参谋和推行官员。这是与当时的神权政治相关连的。因为王认为自己"我生不有命在天"②"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③，相信自己的权力是由天所赐，可与天地共长久，无需注意历史的兴衰，更无需总结历史成败的教训，一切由天安排，自己的任务就是代天进行统治。因此商的史官职务，从所记甲骨文的内容来看，都是记述占卜和验证之辞，它关系到商王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等活动，因此也是商王活动的直接档案。从《尚书·盘庚》篇看，更是为迁殷而下的诰命。
    西周灭商建国，确立了分封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健全，设官分职也进一步加细。《周礼·春官》载：史官分有：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又"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又"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这五种史职，都是掌管政府文秘工作，推行政令，辅王治国的政府高级文官。在周的铭文中亦列有史官的名称，虽然名目不一，但其称为同一性质故可统称为史官，因"周因于殷礼"，其史职亦沿袭殷商。
    但西周建国后，周统治者看到"殷革夏命"，也亲身经历了周又代商的历史，从兴衰成败中，使统治者对殷商以来的"天命观"发生了怀疑，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看法，历史也证实了"商之子孙，侯服于周"④。周初的大分封中，把"殷民七族"封给伯禽，"殷民六族"封给康叔，"怀姓九宗"封给虞叔，夏、商的后裔，成为西周贵族统治者的种族奴隶。面对这一无情的历史现实，西周统治者认识到，要使自己的政权能长治久安下去，只能"事鬼敬神而远之"，靠天是不能掌握命运的，要从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巩固政权，故《尚书·召诰》中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有鉴于有殷。"《诗·大雅·文王》中也说："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打破了"天命"、"神权"的羁绊，形成了历史鉴戒观，开始正视历史的发展，注意对历史的记述和研究。从西周的铭文看，周以历史鉴戒观为指导思想发展为以记述历史，形成总结兴衰成败的"史籍"，为"鉴治"服务。即进入西周后，史官的职务已由书记官向历史官上发展，这是殷周之际史职的一大转变，总结历史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处于"礼坏乐崩"阶段，周初以来礼制典籍的"官书"，束缚了诸侯势力的发展，固此各诸侯因其"害己，尽去其籍"。各诸侯国都设置了史官，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鲁有太史、外史，郑有太史，齐有太史、史，卫有太史、史，晋有太史，楚有左史、史，邾、宋有史，秦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⑤，有内史、御史等。这一时期的史官，为了配合诸侯在争霸中需要"知兴废而戒惧焉"、"多求善败以鉴戒也"⑥，史官的史职加强了：（一）重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国语·楚语》载，楚庄王要太子学习的文献，就是由史官整理出的《春秋》，以天时记人事。《世》，记先王世系。《诗》、《礼》、《乐》。《令》，先世官法时令。《语》，治国之语。《故志》，记前世兴衰成败事。《训典》，前世的政典训诰等。（二）史官系统掌握历史知识。如鲁太史克述史论事，叙述了高阳氏到尧、舜时期的有关史事⑦，周太伯论述了自高辛氏至虞、夏、商、周的历史，并总结了历史兴衰的原因和教训，进而指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的缘故，还谈到周初的方国、政治、经济等，通晓历史，鉴古知今。（三）史官职责要记述国史大事记。春秋时期，"国之大事"是"祀与戎"，即祭祀、盟会、聘问和战争。各诸侯国的史官，随侍诸侯的左右，参加祭祀、盟会、聘问和随军参战，对于发生的这些大事，"史不失书"，按年、时、月、日的排列编成"大事记"，即所谓的"国史"。如《孟子·离娄》提到晋有《乘》、楚有《梼杌》、鲁有《春秋》，《墨子·非命》提到有"百国《春秋》"。《墨子·明鬼》中还提到有《周春秋》、《齐春秋》、《燕春秋》⑧，《宋春秋》，其它史名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周志》、《郑志》、《军志》，《燕记》、《秦记》、《史记》，《周谱》、《春秋历谱牒》、《周书》、《郑书》、《楚书》，《周史》，《周政》等等。从上古以来各代史籍的性质特点分类来看，也反映了史官职务的变化和发展。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主要是"训典"，楚左史倚相被视为良史，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三皇五帝之书。《国语·楚语》载"左史倚相，能通训典"，亦即《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夏、商时，主要是诰命，亦即《尚书》中的《甘誓》、《盘庚》等。西周以来至春秋，周初的典籍仍有典、诰、训、誓、命，但开始转入国史的撰述，尤其春秋时，各诸侯国均有国史。《文心雕龙·史传》总结说："唐虞流于典谟，夏商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史籍"性质的不同，反映了史职变化的过程。从全过程来看，应是由刻划符号记事--"掌官书赞治"--"各有国史"，而史则由记事之职转为政府文官，最后发展为历史官。（四）史官职务世袭。《左传·昭公十五年》提到籍谈先世时说："昔而高祖孙伯，司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史职是世袭，到汉时司马谈逝后，其太史令一职仍由其子司马迁继任。（五）史官掌管文献典籍和国史。老聃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修《春秋》搜集史料，也曾"观书于周室"。《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曾"观书于太史氏"，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当时各国均设有"守藏室"、"故府"、"盟府"等机构。《左传·僖公五年》载"藏于盟府"及"视诸故府"等处，都是典章制度、盟书、国史等保管处，而且对这些文献的保管非常重视。《左传·哀公三年》载，鲁宫曾发生一次火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恭，有常刑"。季桓子又命藏象魏（法令典章），曰：'旧章不可亡也。'"由此可见，历史文献典籍为诸侯们所贵重，而史官亦专司掌管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