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因循春秋旧制，各国均有史官，秦有御史、太史令，赵有御史、史，韩有御史，魏有史，田齐有太史、侍史，其职亦记事，修国史。如秦赵渑池之会，秦御史书："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秦王为赵王击缻"。从现存经刘向整理的《战国策》看，就是集各国史料《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而成。从考古资料看，《晋书·束晢传》载：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三家分晋，继之述魏事至安厘王二十年（前299），当是魏国史。1965年于山西曲沃侯马出土的以玉圭朱写的盟书，即是藏于"盟府"的有关春秋战国之际晋的政治斗争史料。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其中有《战国纵横家书》可与《战国策》互为充实战国史料。1975-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秦简1155枚，其中有《编年纪》，记事起于秦明王元年（前306），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前312）为秦国史。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史官职务的加强，历史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因此做为史学著作的历史书，先后有《春秋》、《左传》问世，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形成。
    秦汉时期，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新形势下，为适应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对史学有了新的要求。始皇三十四年，李斯提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定一尊"，为巩固中央集权，在史学中要求"请史官非《秦记》皆焚之"。⑩消除割据时代各自为史的情况，第一次向史官提出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史学宗旨。但如何创立新史学体系，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实现，就二世而亡了。
    汉承秦制，为巩固西汉政权，刘邦要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1），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其目的即要求史学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服务。惠帝四年（前191 ）废除"挟书律"。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几十年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12），为系统地研究历史，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设置史官"太史令"，在掌天官事同时从事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另"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13），明确了著史的准则要"成一家之言"。但司马谈至死没有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故嘱其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从其遗嘱中可看出：（一）嘱司马迁要研究论述历史，确立历史哲学观点，进行著述。（二）在中央集权制下，确立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史学。迁继谈为太史令，并继父遗志，明确修史宗旨，论述皇上"圣德"及"功臣世家大夫之业"，确立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史学体系。在史学著作中，如何突出帝王将相的历史地位，先秦的史书体裁均不适用，司马迁在前辈史官所创各种体裁的成果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例，在"本纪"和"列传"中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并且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兼叙典章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法以及少数民族及邻国、地理等专史，以适应中央集权对全国统治的需要。纪传体并成为撰修国史的体裁。太史令司马迁，为封建专制主义史学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史学确立后，就要求史官中的"起居注"官的设置，以解决史料问题。起居注的职务："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14）。起居官，即如"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官职，其注记资料，为撰"本纪"述帝王有关军政大事所用。从《汉书》的《律历志》、《五行志》所引"著记"来看，西汉各代帝王均有注记，看来起居注记已形成制度。故荀悦《申鉴·时事》载："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动静之节必书焉。"
    新莽政权，为了复古制，设有"柱下五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15），相当于起居之史。
    东汉时，各代皇帝均有起居注，但史官职务已非太史所属。《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虽名为太史，而其职专天官事。张衡在安帝时，曾为太史令，却又热衷于史学，但史职另有所设，所以在永初中为侍中时，曾上疏皇帝，要求"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16），要求进入"东观"，致力于历史研究和著述。
    "东观"是东汉的修史机构。初，明帝时著述机构为"兰台"，是汉宫内藏书之所，亦是修史之处，班国曾被"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适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始终成前所著书"（17）兰台令史、郎是掌管图书、进行著述的史官，故《汉书·叙传》谈："明帝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可见东汉初虽有修史机构，但无定制，史官亦无定名，通称为著作。其它官员亦可兼史务。章帝以后，移到南宫东观殿藏书，并为修史之所，故张衡说"专事东观"。
    东汉史官制度虽未健全，但却官修了第一部当代国史《东观汉记》，参加著述者有任史职的班国，始于明帝永平五年（62），其后各代续修者，均为他官兼职。有任谒者仆射、谏议大夫、侍中、大中大夫、大军营司马、议郎、光禄大夫等职官参予"著作东观"。历明帝、安帝、桓帝、灵帝至魏文帝黄初六年（225），计163年，经20位史家先后撰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