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喧嚣近两年的赴美赛会在1904年底渐告平息，社会舆论及国人瞩目的焦点也很快转移到迅即兴起的立宪风潮和抵制美货运动中去。然而晚清这次最大规模的博览会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通过此次博览会，更多的华人对国际经济贸易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参与国际商品交易的决心。如《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圣路易斯博览会乃是中国商务的重大转机，建议中国应着手举办自己的博览会，在汉口或上海设立会场，广招国内外商家参与。“赛会之政，所以开民智、阜财源也。”“商民虽下，具有聪明，必将鼓舞而兴，以强其国。”（注：《论中国宜开博览会》，《大公报》1904年12月14日。）赴美与赛的华商更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了国货的优劣与短长，一方面为丝绸、瓷器等赛品“花样不合用”、“款式不对”外人喜好深以为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们提倡国货、继续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的信心。
    此次赛会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鉴于以往赛会组织不利的情况，清政府从1905年比利时的列日博览会后就再也不将此项事务委托给海关，而是亲自操办。1906年意大利的米兰赛会、1910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清廷都直接委派驻意、驻比公使充作监督，且从国内派出专门大臣襄理佐助。1905年商部还订立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对赴国外参加博览会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明确规定，将“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作为赴赛的宗旨之一。
    赴美赛会对中国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使国人认清了美国鄙视和排挤华人、华工的阴险行径，为以后反美废约和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提供了最初的动因。1894年美国曾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对赴美、在美华工、华人采取歧视性的虐待政策。1904年正值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
    早在1903年6月赴美赛会前，清廷外务部、 北洋大臣及驻美公使就对美国歧视华人及限制华商赴美的政策抱有忧虑，认为这会影响伦贝子出行和华人参赛的积极性，并就此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质疑。7月， 美国外交部照复清驻美公使，将1902年4 月订立的“限制华人来美赛会章程”进行了部分改订，声明该章程“只为他项华人设此限制，原与本国敦请中国政府派来赛会之员无涉。”（注：《美外部照复华公使文暨改订华人来美赛会章程》，《中外日报》1903年9月26日。 ）但在改订后的赛会章程中，华人仍遭到许多歧视性的政策限制，如：华人赴美时不得与其他国家的公民一起上岸验照，而须另行委派官吏；华商前来参赛须交500美元保金，并由可靠铺店出具保结； 入境后须直赴赛会会场，不应另到他处；与会期间如要暂离会场，须向美检察委员领票请假，且须出具于48小时内返回的证明；赛会后须附搭首次开航轮船回国，等等。（注：《美国工商部改定华人来美赛会章程》，《中外日报》1903年9月20日。）
    在此次实际赴美的中国官商中，除黄开甲一行、溥伦及随员外，只有北京工艺局的黄中毅等5人登岸较为顺利， 其他商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美国海关对华人百般苛求，以种种借口，阻挠华人入境。5 名中国温州赛会商人均持有上海道护照，但到美后20余日，仅有1 人得以上岸，其余4人被勒令回国。适值中国赛会副监督柯乐尔抵美， 竭力磋商，才得暂行留美，但却被监禁于木牢之中，“其苦楚过于中国狱”。（注：《方君守六函述赴美赛会登岸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 13日。）中国海关所带华工亦受到刁难，就连上等华商如茶磁赛会公司的方守六也不能幸免，被独自困于空船内不准上岸。经过数天竭力磋商，方君交付保金500美元，才“先行释放”。 对美国歧视华人的种种暴行，参赛华商均叫苦不迭、恨恨连声，“幸苦数十日，往返数万里，坐耗血本千万金，而竟不得一履其平地，其虐待可知，”（注：《赴美赛会某员日记》，《中外日报》1904年9月5日，9月9日。）对此国内舆论反应激烈，1905年反美风潮在全国迅即展开，也就势所必然了。
    赴美赛会对中国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推进了当时中国社会迅速兴起的清末立宪运动，这却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1904年初爆发的日俄战争使国人进一步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并认为这是君主立宪政体优于君主专制政体最有力的证明，因而以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改革运动。溥伦赴美期间，旅美各地华人怀着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纷纷向贝子上书，要求政府出面保护各地华人；要求光绪帝亲政，中国大事改革，仿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振起中国之声威。“所言虽各有不同，而其一种沈痛肫挚之情无不流溢于楮墨间。”伦贝子也曾向各地华侨和纽约维新报记者表示了自己急图自强、振兴国脉以改变积弱局面的决心。赛会后，社会舆论对清廷的政治变革寄予了更多希望，也更加严厉地督促清廷采取实际行动，要求溥伦实践对海外华侨所做的诺言：披肝沥胆，向西太后进立宪改革之言，“以启沃两宫，而为改革政体之助动力”。（注：《伦贝子回京后之关系》，《大公报》1904年9月1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立宪风潮一发而不可收拾。晚清赴美赛会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深远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