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
    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
    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已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注：以上均见《晋游日记》卷三。）
    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注：以上均见《晋游日记》卷一。）
    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注：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豪富二则》。）），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注：《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二年八月王景灏奏。），“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注：《切问斋丛钞》卷一六，尹元孚《敬陈末议疏》。河南布政使杨国桢重刊，同治金陵钱氏藏本。）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
    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转引自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
    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五二，田畯《陈粤西矿厂疏》。），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刑部·刑律斗殴》。）。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注：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7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注：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论证》，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33页。）。 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注：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形质篇》，见乾隆贵阳节署刊本《卷施阁文甲集》。）。“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注：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垚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注：沈壵：《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琯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注：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本文所引袁枚著述，均源于《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注：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论五》，四部备要本。）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