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中,依附论的地位甚为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它力图从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去寻找对第三世界贫困根源的解释,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社会发展理论不同,依附论起源于第三世界地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依附论与历史研究有以下联系:第一,依附理论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已成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二,论证依附现象的形成过程,必须使用大量的史实才有说服力。第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依附论给历史学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依附理论源于二战以后拉美学者对本国的国情研究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理论探讨。依附论虽支派繁多,但在主要理论问题上存在共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这一学派对拉美以及第三世界历史和现状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为国际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历史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依附论是由安德鲁·弗兰克创立,其实不然。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弗兰克能用英语写作,从而成为拉美依附理论探讨与英语学术界的沟通者,因而其著作比其他拉美学者的流传更广。实际上,依附学说的理论建树藉助于以普列比奇为首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不仅震动了西方经济学界,同时也对受危机影响的拉美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课题。阿根廷经济学家普列比奇曾提出过应以发展内向型经济和民族工业作为国策的建议。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根源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6)。从世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以外的地区亦先后出现过,如19世纪中期的美国,19世纪末期的俄国,两次大战间的东欧和东南欧以及1930-1940年代的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 1948年,联合国下属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成立,总部设在圣地亚哥。与远东和非洲的经委会不同,拉美经委会从一开始就沿着自己的思路来探讨发展和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问题。1950年,拉美经委会主席普列比奇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个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报告奠定了依附论的理论框架。普氏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他认为,中心国家向边缘地区输出工业产品,而边缘国家则向中心出口原料。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不仅支持这种不平等关系,还力图论证这种国际分工的合理性,强调有利于贸易双方。普氏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贸易建立在过时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使中心国家获利,而"新兴国家则没有工业化的地位"。他进一步提出应以进口替代、国家干预、整体规划和区域整合作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打破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关系①。与普列比奇同时代的其他拉美学者,如阿根廷历史学家巴库、巴西经济学家福尔塔多和历史学家普拉多、智利经济学家桑凯尔和墨西哥社会学家冈扎雷斯等,通过对拉美殖民地的历史考察和对社会现状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依附学说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在以下理论问题上有别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经典马克思主义从中心的角度出发,将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新马克思主义是从边缘地区的角度来解释帝国主义,代表着受害者的利益。他们的观点更容易为第三世界接受。第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基于欧洲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成了唯一的革命阶级;而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三世界的产业工人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劳工贵族",农民则更具有革命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强调客观条件,重视在基层工人中的组织工作,而新马克思主义更强调主观因素,认为即使条件不成熟,亦应进行游击战。第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工业化是人性的解放,匮乏现象只是资本家阶级为使经济不平等合法化的一种发明;新马克思主义则吸收了环境主义和生态平衡理论,对上述观点作了重要修正。 保罗·巴兰可以说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理论研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资本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后期的主要特征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分工的普遍化和资本积累,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西欧的独特地理环境和缺乏自然资源促进了贸易、造船业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他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殖民地经济发展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经济剩余消失,资本积累停滞、逐渐萌芽的工业被宗主国的竞争所扼杀。这样,第三世界的经济被强制脱离其自然发展的轨道,完全为帝国主义利益集团所控制。先进工业国从根本上反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因为后者长期处于低度发展和依赖地位则有利于它对国际市场、原料、资本和技术的控制。他认为,只有打破资本主义体系,将先进国家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才能摆脱依附地位和低度发展的困境②。 任何理论的建立或源于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发展,或成型于对流行理论的分析批判。依附论的形成可说是兼两者于一身。一方面,它得益于拉美经委会的研究工作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它是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殖民地国家二战以后的独立浪潮迫使西方(特别是奠定了其霸权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对这一历史现象和发展方向作出解释,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有关现代化理论的流派林立,学说繁多。举其要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帕森斯的社会演化过程论;艾尔蒙德的政治体制论;奥根斯基的政治发展阶段论以及阿普特的两个现代化模式的理论③。这些学说可概括为三种类型,即理想典型的学说,认为西方的工业化是典型的现代化模式;传播主义学说,认为第三世界可以通过从先进国家引进资本、技术、制度来达到现代化;精神分析学说,此观点一反传统的重物质存在、重社会环境的进步论观点,认为精神(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比物质更为重要,现代化亦如此。但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试图用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或概念来解释、预测甚至规划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在本世纪60年代前期流行一时,但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及其他方面的批判④。依附理论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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