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权”。（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到外交部门。8月7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他们打倒陈毅，在外交部门夺权。（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 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与国家外交系统陷入混乱的同时，被政治狂潮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开始波及外国驻华机构。1967年1月， 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到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诵毛泽东语录，结果遭到苏联警察的围攻殴打。消息传到国内后，大批群众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此后还相继发生了造反群众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驻华使馆的事件。从5月到8月，中国先后同已经建交的十几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发生纠纷。（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3页。）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67年1月间， 周恩来委派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注：《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63页。）2月6日， 针对中国驻外使馆的混乱情况，陈毅指示他的秘书起草了一份制止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的电报，并于当晚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批送毛泽东，毛泽东于第二天即批发。周恩来在随后审改该电报时，补充了不许大串连、使馆不许建立战斗队以及不能进行夺权等内容。
    这些措施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乱局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一再直接出面。周恩来在8月8日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后，曾经约见康生和王力，结果被康、王二人拒绝。
    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8月25日，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 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月26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话“极坏”，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等人。（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2～183页。另可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页。）中共中央随即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等进行隔离审查。10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外宾时， 再次对周恩来给予支持，说红卫兵要打倒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这不对”。（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4页。）
    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周恩来稳定外交系统，主要是因为他不希望外交系统真的陷于瘫痪。在他看来，中国的安全毕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何况中国还肩负着支援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重任。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和做法。（注：《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513～516页。）其次是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机制。那些在“文革”初期开始走红的极左人物，无疑渴望乘机夺取外交大权。但是，他们一手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终于酿成火烧英国代办处，而且事件发生后他们不是束手无策，便是熟视无睹。反之，周恩来表现出了必要的敏感、明达和稳健。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心立即由周恩来负责处理王力等人，实际上排除了极左领导人夺取外交大权的可能性，确立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关键地位。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年8 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三、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
    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往的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从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全球战略、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等三个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其中最突出也是最严重的是台湾问题。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以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和镇压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在6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对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美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的矛盾和斗争。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中国就必定要加强同北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承担援助和支持北越的义务，因而也就很难调整安全战略和改变对美国的政策。历史的机缘是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恰恰在1968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