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是从1965年春季起，中国开始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举行和谈。促使中国反对美越和谈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固然有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原因，也有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影响，因为苏联差不多从插手越南问题之日起，就透露出争取和平解决的意图。此外，在文革造成的炽热气氛中，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也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1967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阐述了民解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的五点宣言。声明同时提出两点和谈的先决条件：1，从越南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及其装备和设施；2，民解必须在政治解决中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注：《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4月8日， 范文同在北越第三届国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北越关于和谈的四点立场，即1， 美国从越南撤退军事力量和设施，停止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2， 在越南实现统一以前，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3， 根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由南方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4， 由越南两个地区的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统一问题，外国不许干涉。（注：《人民日报》 1965年4月14日。）中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上述立场。
    到1968年秋为止，中越曾就和谈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双方的讨论和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坚决贯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越南南北两方声明的目标。中国当时不赞成北越立即与美国开始谈判，主要是担心北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放弃即定的目标，致使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这两个因素是：1.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介绍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是如何对美国妥协，并在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企图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不过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半途而废”。（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1～452页。）2.关于谈判时机问题。中国领导人根据他们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军事优势，大量歼灭美军及其傀儡军队的有生力量，美国才会认真谈判撤出越南。（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0，524页；周恩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8～457页。）
    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人民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注：有关情况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6～262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约翰逊于3月31 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4月3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获知北越的决定后，表示坚决反对北越立即开始与美国举行和谈。在同北越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示，北越的谈判决定与它过去宣布的立场不符，而且当前时机对北越并不有利，立即接受和谈建议将使自己丧失主动，陷于被动。（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2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April13,1968,pp.123～125; "ZhouEnlaiandphamVan Tong",Beijing,April 19,1968,pp.125～128;"Zhou EnlaiandphamVanTong",Beijing,June 29,1968,pp.135～136;"Chen Yi andDucTho",Beijing,October 17,1968,pp.136～137.77Conversations. ）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 （注："ZhouEnlai,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29,1968,77Conversations. ）中国领导人在和谈问题上与北越方面的分歧和北越在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作法，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1969年6月9日， 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开说明了中国与北越拉开距离的方针。（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北越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定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北越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且北越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上述研究表明，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国的安全战略、 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织成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文革”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从而带动中国外交完成了一次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