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剧变，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巨变：一是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学开始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一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中国史观
    作为高层次历史学的“历史哲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伴随着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而出现的。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欧洲各国的先进思想家揭橥理性主义，宣传自然科学成果，反对中世纪的虚妄愚昧，批判专制主义，宣传自由、民主思想，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新秩序。他们高扬唯理主义精神，倡导用科学的观念来解释历史，鼓吹人类“不仅可以有一部以哲学为依据的历史，并且可以有‘历史哲学’的出现”②。于是，法国历史学家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③。他强调用“理性主义精神”研究历史，用“批判”的眼光分析历史，主张撰写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正是这样，伏尔泰首先在人类思想史上开创了“历史哲学”这种史学模式，从而成为第一个历史哲学家。
    自伏尔泰以后，不断有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与东方学家试图建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图式，因此也对中国历史作了大量的“历史哲学思辨”。
    法国历史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性质的思想，认为产生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源在于东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地处东方的人民，“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④；“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在中国，欺骗是谁许的”⑤。
    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中，创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段论，所谓“诗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期）、“散文的时代”（人类的青年期）、“哲学的时代”（人类的成熟期）。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裹以丝绸、画以形象文字并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的体内循环就是一只眠鼠的体内循环”⑥，“就象一座古老的废墟一样兀立世界的一角”⑦。
    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侧重于从经济原因探索东方社会的奥秘，最早提出了东方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地租与地税合一的理论，为资产阶级东方学家奠定了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的经济理论基础：东方土地国有论和东方人民是国王的奴隶论。依照东方的地理环境决定东方社会性质的理论，东方所产生的是经济上没有个人所有制、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人民的奴隶地位，这一切便构成了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停滞性质”，这便是资产阶级东方学的灵魂和核心。在他们看来，东方根本不存在进步和变革的内部动力，必须寻找和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才能结束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说道：“外国资本的输入，即使没有改善居民的实际状况，而通过灌输新的思想，和打破习惯的枷锁，也必然会在他们当中引起新的需求，增加对未来的幻想和更多的思考。”⑧
    在黑格尔以前，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家，还没有赋予历史哲学以较严密的思辨形式和较丰富的思辨内容。在黑格尔那里，他整合、完形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历史观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构造了严密的“世界历史”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体系。由此，他也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了表述：
    第一，只有当先进的欧洲文化介入中国历史时，中国的历史发展才能纳入“世界精神”的范畴。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根源在于：“它的客观的存在与它内部的运动上的客观自由仍缺少一种对比，遂无从发生任何变化。而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性，已带有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性。”⑨既如此，依靠什么才能打破这种“固定性”呢？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示着，等待着若干元素的结合，然后可得活泼生动的进步。”⑩其力量来源是处于文化中心的欧洲的理性精神。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先进的欧洲向落后的亚洲进行殖民的“恩惠”，“停滞”的东方便要永远落后下去。
    第二，他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部分上层建筑与人的精神的矛盾。他认为，在中国“我们无从发现‘主观性’的成分。主观性者，即个人意志的自己反省与“客观性”（包括着主观性的那种权力）成为对峙者；亦即明白认识那种权力为与它自己的主要存在为一体，知道他自己在那权力里面是自由的。那普遍的意志迳从个人的行动中表现它的行动；个人全然没有认识它自己与那个客观的，绝对的存在是相对峙，个人犹未把‘客观性’看做一种与它自己站于相对地位的权力。”（11）他认为由于中国人没有主体意识，没有个人人格的高扬，所以才消极地把自己融入皇权之中，使“‘客观’精神与个人”“混为一体”，这就形成了“那终古无变的政治的‘精神’”。在他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主体性与“普遍的意志”（即皇权）的矛盾，中国人只有“知道他自己在那种权力里面是自由的”，才能打破这种社会存在。这样，他就把部分上层建筑作为决定社会的整体力量了。
    第三，他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极力描绘中国人的卑微与丑陋。他说，“唯其自暴自弃，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见著，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使欺诈未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知悉时，双方皆恬不以为怪，恬不以为耻。”（12）在他看来，不仅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而是落后的（13）；而且“人民对于自己，则自视为最卑贱，自信生来专给皇帝拉车的”（14）。除此，他还极武断地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了总观：“它的显著的特色，即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与理论上，绝无束缚的道德，名副其实的‘心’，内在的‘宗教’，‘科学’与‘艺术’--一概非他所有。”（15）黑格尔在其“世界精神”体系中推进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与东方学的发展，他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理论性说明，在其中最为详细，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无论如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以及东方学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哲学思辨，对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士子们来说，无疑备觉新奇；对于他们为变革中国世道之抱负来说，无疑也是备受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