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史学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态度
    在中国近代社会激剧变革、新旧嬗递的年代里，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为了服务于改良变法的政治目的，在热衷于学习、研究近代西方国家与东方日本历史的同时，也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介绍了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贯穿于中国近代改良、变法、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大量编译、研究西方近代历史、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史、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著作。70年代，王韬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80年代，黄遵宪撰《日本国志》、王之春撰《谈瀛录》、姚文栋撰《日本地理大要》等；90年代，康有为撰《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记》、《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严复译《天演论》等。在世纪之交，编译著作更如雨后春笋，通史方面有《万国历史》、《世界通史》等；断代史有《世界近代史》、《十九世纪革命时代》等；专题史有《法兰西革命史》、《英国革命战史》、《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欧洲外交史》、《东西洋伦理学史》、《万国商业史》等；历史哲学方面有《史学通论》、《世界进化史》、以及严译《群学肄言》、《群己界权论》、《社会通铨》、《法意》等。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接触学习到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后，有如获三军之喜，感慨交集，跃然纸上。黄遵宪说：“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16）；梁启超在日本说：“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17），“思想为之一变”（18）。梁启超的重要历史哲学著作《新史学》，取源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源论》，而该书的主要观点，则又采自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章太炎学习了近代心理历史学后，对此极表赞同，并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总之，中国近代历史学者对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是热切和勤奋的；对它的介绍、编译也是积极和主动的。他们期望对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移植、引进，能促成中国旧史的近代化，从而促成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如此，他们一方面为了向洋先生讨变世之教，软弱地回避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歪曲性与诬蔑性的“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他们忍辱负重，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从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建设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学习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在确立时的革命方式，向中国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开道。其中以戊戌以后的“史界革命”运动最著声势，也最深刻。其主要内容是：
    1.封建旧史只是帝王家谱，而不是群体的历史，因此应予推倒。他们认为，封建史学“不过纪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名虽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使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20）。
    2.封建旧史不能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不能开发国民意识，因此应予推倒。他们认为，中国旧史“不过记载事实”，不能予这些事实以科学的解释；“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21）
    3.封建旧史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能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因此应予推倒。他们认为，封建旧史“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吾国史家，以何而治之，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舍此则非所闻也。”（22）
    4.封建旧史的作用是充当封建王朝的反动工具，有碍于历史进步，因此应予推倒。他们认为，封建旧史“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们所杜撰的“正统”，其实就是“君统”，是为封建专制统治者压制和愚弄人民服务的（23）。
    5.封建旧史不能说明历史之是非真伪，因此应予推倒。他们认为，封建旧史认为历史的成败在于“一二人”，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相。因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在乎“众人”；封建旧史只知评论个人之善恶是非，而不知群体之善恶是非，因而导致了中国的“群治”不兴不进。他们认为，即便是封建旧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足凭信，因为旧史笔下的善恶功罪，都是依据“时君”的好恶所定（24）。
    6.封建旧史缺乏理论性，不能说明历史变革的道理，因此应予推倒。他们在爬梳整理了封建旧史后认为，无论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开山之作，还是典志体巨著，或是札记体的代表，都不同程度地缺乏理论性。“中夏之典，贵其纪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25）。